日前，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宣布，今年1到11月全国审计共查出问题金额超过2900亿元。很显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每年2000亿元的公款吃喝、3000亿元的公车消耗、2000亿元的公款旅游等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很难称得上违法违规。这些失控的资金，远高于公务员的工资总额，也远高于也远高于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公共服务支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除了有些违法违规、贪污腐败问题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损失浪费问题。”在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看来，损失浪费同贪污腐败一样可怕。

　　2900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今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预计全年财政总收入可达3万亿元），而且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审计部门不可能做到应审尽审。

　　在大量公共资金被浪费甚至违法违规使用的背后，是养老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保障的缺失，使上述三大领域和住房领域一起，成为困扰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不久前，卫生部长高强说，“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８０％—９０％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４５．６％（２００３年）。而我国这个比例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３０％以上，一直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７％，甚至在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也仅占８．４％。”（１２月２３日《商务周刊》）教育领域亦然，2003年，全国农村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只有1094亿元。有研究表明，2003年我国实际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国占12.5％；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占25％，美国占75％；我国的经济建设支出占11％，美国占5％。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个“大政府，小责任”格局，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而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政府承担起“大政府，大责任”，一点也不过分。而“大责任”中的核心责任，就是切实承担起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刚性责任。应该强化相关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公共决策体制建设，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相关支出的额度，将相关责任细化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核心目标。日本二战后有官员为了筹措教育经费而自杀的，我们要求相关的官员，如果完不成任务者，则一律革职，永不叙用，甚至情形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我们的法律对浪费财政资金、违规违法使用资金的官员太宽容，就以本次审计为例，2900亿元的违规资金，可移送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线索仅1370件，196名领导干部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平均2亿多元才有一个“违法犯罪案件线索”，15亿元才有一名领导干部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把公款放到自己口袋里，但不排除不放自己口袋却归自己使用的情形。如果是个人贪污公款，1万元就得负刑事责任了。法律对不直接进入个人腰包的违法违规和浪费资金问题如此宽容，怪不得违法违规资金的数额不断地走在审计有前头！

　　之所以今天公共财政领域出现那么多的违规资金、那么多的奢侈挥霍浪费，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公共支出的任务和要求太低，以至于大量出现“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的怪现状。

　　我们应该发挥公共财政对违法违规资金强有力的“挤出效应”，一个篮子里，总共就那么多钱，公共财政的力度越大，违法违规的空间就越小。反之亦然。比如法律规定各级财政的公共服务支出不得少于45%，那么就在现有25%的基础上增加了6000亿元，贪污浪费的“广阔天地”就得因此缩小几千亿元。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