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引起了“贱卖银行”的争议。攻之者说，国有银行卖给境外投资人的股份作价偏低；辩之者不同意，认为没有贱卖。怎样看才对呢？

　　让我们从浅处开始。一间戏院，坐满了观众看戏。此时此景，什么所有制也可以。比如，这家戏院可以私人独资拥有，由私人老板负责经营，并独自获利或承担亏损。这家戏院也可以由一群私人出资者共同拥有，“共有”的模式取决于这些出资人的约定。他们可以“合伙”所有，就是同进共退，一起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合作社”所有，就是决策投票按一人一票计，但收益分红按出资多少为凭；也可以搞“股份经济”。

　　当然，这家戏院也可以搞成以消灭私产为基础的公有制。就是说，任何私人都不可合法拥有戏院的任何一部分，他们只能“集体地”——也就是作为不可分的人群整体——共同拥有这家戏院。“集体”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到全人类（！）抑或囊括一国的全体人民，小到几十户或十几户，不过最少也要两人以上。

　　戏院的用途就是供观众看戏。私产制戏院按市价卖票招徕观众，收益按私产及其合约分配。公有制戏院可以对成员免费、对非成员收费；可以对成员也收费，然后收益归“集体”公有。在理想的情况下，不同所有制对戏院的使用（看戏）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在使用权的层面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直观和重要。

　　可是，一旦涉及转让，情形就迥然不同。试想这家戏院现在要转让——不问理由，就是要部分或全部出让——怎样做决定呢？私产独资看来最简单，因为业主一人就可乾纲独断。卖不卖、卖多少、卖给谁、什么价，他觉得合适就合适。以私产为基础的共有制呢？也好办。既然是在私产基础上的合约，那就一切照合约办。当然，如果约定了“一致同意才可转让”，转让就要支付“得到一致意见的成本”。比较之下，股份制企业最简单——每位股东都可按公司章程规定的办法举手表决，也可以“抬脚投票”，把自己的股份——无须其他股东同意——卖掉了事。

　　集体制的麻烦

　　“集体”制就麻烦了。除非所有成员对转让皆持相同意见，否则怎么综合不同的意见做决定？由于消灭了私产，集体内的收益和决策权利都不可能量化到个人，一旦成员的意见不同，怎样产生“集体意志”？规模小，还好办。比如一个小集体，可以规定凡涉及财产转让，需成员投票决定。但是集体的规模过大，或没有清楚的规章，转让资产涉及到对未来收入机会的判断，人言言殊，麻烦就大了。这是说，不同的所有权安排，涉及转让就有明显的区别。不是谁好、谁坏、姓“社”姓“资”，而是转让费用——交易费用是也——高低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幸的是，这次争议涉及的国有商业银行，偏偏是天下所有者人口最多、又从来没有事先约定转让规则的“超级大戏院”。论所有者的人数，中国的“全民所有”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所有者主体。至于“从来没有事先约定转让规则”，那是事出有因：要是不走市场经济之路，全民财产根本无须转让！

　　就是要定全民资产的转让规则，也难于登天。中国建立全民制时的人口6亿，虽然比现在少很多，但是到哪里开会？怎样议事？如何决定？从何执行？讲到底，就是因为根本无从操作直接的“全民所有”，才出现了代理制——由党领导的政府代表人民来管理全民财产。所以，讲了那么多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国有企业”，甚至没有人发现。

　　代理制可行吗

　　但在法理上，特别是在不少国民的心目中，政府毕竟总还只是受托人。“超级公司”的日常管理可以交给政府打理，或由政府再委托给政府任命的“代理人的代理人”。问题是，涉及到股权转卖这样的事项，也可以由代理人决定吗？“全民主人”就不可以议论议论？当然可以议论，正是在议论中大家意见相左，才争议四起。

　　要看明白，难点不在技术层面。攻辩双方争议资产定价的细节，我以为多少都偏离了主题。天下哪里有一个“客观的”资产定价公式，只要用这个公式，任谁算出来的资产之价都是一样的？没有这回事！资产之价是对未来收入流贴现值的主观估计，不同的“主”当然有不同的“主观估计”，所以才需要资产交易这样的市场过程，大家讨价还价一番。

　　此次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转让，买家们——外国金融机构——纵然不是名花也个个有主，他们当然不乏各自的“主观估计”。问题是作为国有的卖家，“主观”之主究竟是谁人？是“全民”吗？十几亿人的主观估计怎么可能相同？要是不同，以谁的估值为准？是政府吗？已经那样做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争议四起？而政府大员为什么还要纷纷登场做仔细的解释和辩护？

　　关键在于转让程序合理

　　这就是国有资产转让的特别之处。我的看法，首先要解决程序合理性问题。这就是要问清楚，究竟经过何种程序才能确认国有资产的转让之价是合理的？现行体制本来就提供了一套程序，即政府及其委托的部门和机构全权处理国资转让。国有机构到境外上市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从来都是政府主导和审批。现在起了争议，首先要问是继续坚持原来的程序，还是另起炉灶，还是部分更换或修订？

　　如果回避程序问题，却因为争议四起而增加了非程序化的影响，那可能是一种什么结局？十三亿人的泱泱大国，有见解的何其多也。就是区区在下，对银行出售怎么会没有个人之见？实不相瞒，愚见以为这两间国有银行卖得实在够贵的。想想呀，临近上市，一间银行的董事长闹出腐败丑闻，另外一间爆出10亿存款“蒸发”的消息！要不是“捆绑销售”——两间银行的股权连同容量巨大、开放程度不足的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入机会一起售出——单从银行论，就难卖出去。

　　我不认为自己的看法特别有分量。重要的也不是任何一种看法——贱卖、没有贱卖、贵卖——而是经由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处理国人之间难免的意见分歧。

　　讲过了，各种所有制处理转让的差别在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国有资产只要涉及转让，麻烦本来就自成一家。再没有清楚明了的程序，国资转让的交易费用就可能高到使许多应当发生的转让也无从发生。倘若那样，腐败分子就还有的贪，国民经济则还要遭殃。

　　周其仁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题目包括土地产权和承包合约、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

　　1989年至1991年，周教授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周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