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显然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外贸出口连年增长，人民币持续走强，农业人口不断向工商业转型，工商法规在履行世贸条款过程中逐步健全，难怪不少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都乐观地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赶超日本、欧洲、甚至美国。

　　但中国经济目前也遭遇着挑战：国外反倾销起诉接连不断，国内通胀未见平复，外来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地方主义冲突”尚未化解，而随着大量法规的涌现，“法理上（de jure）”与“实际上（de facto）”间的分离也越发显著，而这是中国经济走向“印度化”或“拉美化”的危险所在。

　　我们常见两种天真的经济思维。一是说，某地区总人口有多少，在这个地区做生意，即使只要有万分之几的人成为顾客，营业额就可以达到多少；一是说，某公司今年的利润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几，按照这个速度，多少年后，这个公司就会增长到多大规模。

　　这两种经济思维皆不可取，因为它们忽略了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有时候，哪怕是貌似微不足道的一点约束条件，也能使那些貌似强劲的“增长趋势”完全落空。中国走向全球化，有代表性的提问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会遇到极限吗？中国会走上“印度之路”或“拉美之路”吗？

　　本文将从外贸出口、货币策略、国企改革、商法建设等四个方面，对大步走向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作规范性评论，并指出中国经济跨越增长极限的必要条件。

　　外贸出口

　　我国横跨五矿、化工、轻工、纺织、土畜、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四千多种商品，在三十多个国家遇到了“反倾销”的麻烦。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远远超过第二位的韩国，更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日本。

　　但世上本没有“倾销”这回事！只是外国的落后企业，为了说服当地政府，让它们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外国的先进产品，才编造了“倾销”这一罪名。他们宣传多了，也就逐渐为人接受，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反倾销法”。

　　回顾过去一百年，纺织品、汽车、飞机、电脑芯片的供应量扶摇直上，而相对价格却跌到前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但生产这些商品的成功企业，不仅没有亏本倒闭，反而不断壮大，恰恰否定了所谓“倾销”的存在。

　　倾销是价廉物美的代名词，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崛起阶段，也同样遭遇到类似的麻烦，中国企业应该以此自豪。在遭遇“反倾销”诉讼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为出口企业撑腰，帮助它们在欧美等地法庭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周旋，从而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另外，欧美的贸易保护团体，在对中国货物兴起“反倾销”诉讼的同时，还对中国的生产过程强行施加了各种“国际标准”。表面上，他们是为了维护中国劳工的福利，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强制中国企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缩小中外两地的成本差距，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在国外进口商提出的各种复杂的“ISO标准”下跌倒了。中国的商业管理部门，应该加快培养处理国际贸易诉讼的法律人才，并发挥其知识优势，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让它们了解国外的有关法规，帮助它们满足这些法规的要求，从而降低它们不得不增加的生产成本。

　　货币策略

　　货币政策的抉择，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主题。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央行加息、地产泡沫和人民币汇率调整等话题，全部都是货币政策所引发的。而要明白所有问题的症结，必须从货币理论的经典结论—货币自主、自由兑换和汇率稳定的三角关系入手。

　　这个经典的三角关系是说，在货币自主权、外币自由兑换和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三者之中，一个国家只能同时享受其中的两种，而绝对不可能三者同时享有。这是说，一个既行使货币自主权，又允许外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其货币的汇率就不可能是钉死不动的。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美元持续疲软，不仅是兑人民币、而且是兑欧元、日元等货币的汇率实质上都在贬值。但在其他外币对美元都在升值的过程中，中国却努力钩紧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这使得过量的美元流入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引入性的通货膨胀，促使中国推出了涉及面极广的宏观调控策略，最后还导致了年末央行的加息。

　　要知道，中国的出口业发展异常蓬勃，中国制造的商品挤满了美国商场，从电器、灯饰、文具、体育用品、家具、餐具、玩具、纺织品，给人“全面占领”的感觉。人民币强劲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若要人为地保持人民币兑日渐疲软的美元的汇率不变，中国就只能放弃货币自主权，听任人民币发行量增长并导致通货膨胀。

　　问题是，通过宏观调控等行政手段来压制通货膨胀的症状，是不合理的。各行各业出现的投资过热，并不是由于投资失控导致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投资过热，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货膨胀。而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只能从货币发行量入手。央行加息和宏观调控，并不能触及通货膨胀的根源。

　　我说过多次，中国是泱泱大国，走向世界，须要保持自己的货币自主权，不能把国内的货币水平与美国一国的货币直接挂钩。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继续权衡“调整汇率”和“引入通胀”两大政策走向的轻重得失。我的主张是：放弃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央行改以国内物价水平为唯一准绳，行使货币自主权，让人民币逐步变成全球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国企改革

　　中国宪法已经明确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条款。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讳谈计划经济下产权结构的此岸状况，也不应讳谈国企改革的彼岸世界。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含混不清的产权界定，变成落实了“使用权”、“收益支配权”和“转让权”的治理模式。要是既不正视此岸，也不敢确定彼岸，就会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教授曾经描述的状况：“我们搭上改革的列车，却不知道它把我们带到何方。”

　　目前大多数人被情绪和个人短暂的利益牵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智理解两个要点，一是落实转让权的重要，二是企业价值定价的莫测。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如果这个两个问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广泛的理解，国企改革就可能功亏一篑。

　　很多人不理解产权的考察指标，以为一件物品白纸黑字规定是谁的就是谁的。实际上，考察产权归属的指标是“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谁实际上拥有这三权，谁才是实际的主人，而白纸黑字上的规定反而是无关紧要的。

　　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是拥有“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的人，并不同时拥有“转让权”。这种“三缺一”的产权模式，必然引发暂时掌权者的“短期”行为，扭曲资源的最佳配置，并诱发大量“官黑勾结”的社会腐败现象，形成目前知识分子阶层广泛讨论的“印度综合症”和“拉美综合症”。这是中国经济遭遇增长极限的隐患之一。

　　商法建设

　　在公众舆论大谈“公平分享”的时候，公众还忽略了一个感情上不容易接受的事实，即一个饼的大小，会随着分饼规则的变化，戏剧性地增大或缩小，从而使得如何取得公平的问题变成影响效率的问题。

　　许多人以为，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历史投入。这是完全错的。一个企业的价值，与其历史投入的价值无关，而只是取决于它未来全部收入流的折现。一个企业，哪怕它的历史投入再高，要是由傻瓜来指挥，它的市值就只会萎缩至零，而不会增大。

　　在市场上，企业的价值极大地取决于经营班子的能力，而经营班子的能力却极大地取决于他们对支配盈利的安全感。如果企业家感觉到自己并不安全，感到自己获得利润后会被清算，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假装平庸，间接导致企业的潜在价值泡汤。

　　一个社会，如果在舆论上、在道德上、在法制上无法保障企业家的这种无中生有、创造并支配巨额财富的权利，那这个社会永远就走不出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阶段。在中国大踏步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不仅需要建立尊重别人致富的价值观，还需要依靠法律，尤其是商法，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界定和保障正当商业行为的权益。

　　去年秋季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周其仁教授对我说，那里是培养左右美国未来走向的人才的地方—经济学家的文章没人认真看，但法官的判词人们读得可仔细了。他的话跟我对中国香港的一贯看法不谋而合—中国香港的经济成功，归功于习惯法的妥善照顾。要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最见效的方法，或许就在于培养一个良好的商法传统。

　　结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刚好三年，要选取好的角度，才能有启发性地评估眼前的经济数据。有些繁荣可能稍纵即逝，有些萧条却可能蕴育重大的转机；有些经济问题是迫切但并不重要的，而有些隐患是慢性但致命的。

　　在本文讨论的四个问题中，最迫切而不重要的是外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长远而言，任凭外国的利益团体再怎么折腾，也无法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洪流。其次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长远而言，货币是中性的。或许当大家都不留神时，中国就会改变钩紧美元的政策。

　　我真正担心的是国企改革不彻底、公众舆论对商业行为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商法实施乏力等问题。它们似乎不那么迫切，但恰恰影响着经济体的根基。要评估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中长期结果，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看贸易战役的胜负，也不是货币政策的博弈，而是国内的产权改革和商法建设。只有全面落实转让权，建立和健全商业法律，中国才能跨越增长的潜在极限。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