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22.5万元被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由于余斌并没有将贿款落入个人腰包，而是将其中的15.47万元用于若干种形式的扶贫，故以“不应领刑”而抗诉。结果，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裁定余斌犯有受贿罪。

　　此案一出，舆论大哗。很多人同情这位副市长，认为他虽然受贿但是在做好事。至笔者写此文为止，搜狐网上51.80％的网友认为余斌被判刑“不应该，情有可原”。余斌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受贿，或只是形式上的受贿，因为他的贿款大部分用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这个副市长每年手中能够支配的也就一万元，还不如个打工仔。而媒体也用了“另类的为民父母官”这样的标题暗含自己的倾向，同时又由被采访者之口问“余斌何罪之有”？理由是“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如果余斌情况确实如此，我也非常同情余斌的遭际，但从法的角度，还是认为他犯了受贿罪，因而支持法院的判决，而不认同以上网友、纸媒和余斌自己的说法。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情”与“法”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清代有过这样一则故事。某女子与人私通，儿子甚以为耻。终于有一天，他杀了自己的母亲。杀人抵命，自然该处以极刑。可是该县令动了恻隐，想救这个青年一命，他把难题交给了自己的幕僚。这个绍兴师爷把文告接过来看了一遍，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就在最后一句话上，此话是“情有可原，法无可恕”。该师爷提起朱笔，把它给勾了一下，便倒过来成了“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于是县令当场就放人。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情大于法。传统中国社会从根底来讲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情”不仅常常大于“法”，而且整个社会系统主要是“以情主治”而非“以法主治”。

　　今天，我们正处在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中，这个过程肯定有来自习惯的阻力，它甚至以民情民意出现，又以舆论的方式完成，“余斌案”就是一个例子。尽管法院坚持了它的职业伦理，但以上人数过半的舆论倾向却不得不让人深思。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余斌正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发包工程中让包工头牟利，并多次收取对方给予的现金。受贿罪的帽子可谓不大不小。但，舆论略迹原情，“迹”不重要，或可从情原谅，重要的倒是他为什么受贿以及贿款的去向。然而，法不容情，它不问动机也不顾结果，而是注重这两者之间的过程，即“迹”。也就是说，余斌是程序出了问题。结果，被舆论看重的动机、结果之类无助于定案，只是在量刑时可以酌情。

　　应该说，“余斌案”是一个悲剧，假如当事人有很强的法观念与法意识，未必不能避免这情有可原的悲剧。可以注意到，余斌在为自己辩解时用了这样的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听起来不无道理，然而，古训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使用之于民，亦不能无道而取。余斌以受贿济贫，可谓一种非常道，一旦东窗事发，以用之于民来辩护也就无济于事。余斌是一个理性人，他应该明白这一点。既然他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意图伦理”去做事，那么，他就必须承担其“责任伦理”要求他付出的代价。就此而言，他的做法再合情理也帮不了他。

　　同样，舆论说他“曲线为民”，“出发点是为民”，声称他是“为民的父母官”也是不合适的。法律不走曲线，“出发点”也不过是谁也说不清的“意图伦理”。“父母官”更是一个需要谨慎规避的词。舆论如此，可见建构一个法治社会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执法部门以法至上，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包括它的舆论与认知)能养成在法律框架内言说问题、衡量问题的习惯。

　　当然，一个事件是价值多维的，由“余斌案”在法律之外折射出官场逼清为贪、劣币逐良等问题，属于另外的话题，虽然重要，此处不表。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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