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

　　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我出生在农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中学。

　　1992年高考时，因为考得好了一点，我进了北大历史系。当时我的同桌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上北大的第一年是军训。我受到很大震动，因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仅全没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还看不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还是有一个疤！

　　在短短四年时间之内，我浏览了诸子百家，通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书籍。但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到大四时，我已经觉得要成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实现了，于是，我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

　　后来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都感到很惊奇，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毕业生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来干什么？”

　　三年痛苦而失败的教书生涯

　　在蜀光中学，我主要担任高一年级的历史教师。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北大四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脱胎换骨！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以那种教法，即使我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我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因为那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教育的，不可能培养出有人文情怀和公民素养，又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

　　在我教书一段时间之后，校长从学生家长和老师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负面信息，于是，特意来听我的课。听完之后他找我谈话：“你上课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少讲课外的东西。本来我们准备在你熟悉一年之后就对你委以重任，让你教高三文科班！现在你老讲课外的东西，讲教材以外的学术观点，一点都不管考试，又讲得那么深，我们怎么敢让你带高三？”

　　我说：“我不想带高三，因为我不想摧残学生！”校长脸色大变，说：“难道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我默认。与我同一办公室的高三老师则脸色尴尬。

　　当然，我得承认，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的偏差和课堂操作技巧的缺乏也是致命的。

　　我的第一堂课很有趣：一节课的内容，我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对学生说，怎么这么简单还要我讲？好！没事了。

　　每接一届学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洗脑。我跟他们说你们过去在语文、历史等课上学的东西相当部分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真正的文科知识你们连梦都没梦见过。然后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从《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穆旦、海子到兰波艾略特；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从涅槃乐队到行为艺术。

　　这个时候，学生的态度就开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试的学生一看我讲的跟考试没关系，就开始做其他科的作业；一部分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到底还是觉得新奇，还是勉强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你想这样密集的流派、理论、人名、书名的轰炸，学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飞机才怪！

　　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我自以为真理在握，一站上讲台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

　　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居然会跟他们讲兵器知识讲战争侃武侠聊足球！有的学生恼怒地说：“谁听他的，听都听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

　　新的震撼：从学校到社会

　　由于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我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离开自贡到了广州。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我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新思想的了解。

　　到了广州之后，我首先寻求的是在报社工作。现在在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

　　虽然自己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固然是一个基础，但却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因为一般的工作都用不上这么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一方面因为我相关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我很失败。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可我学了十年只会读却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但我还是庆幸我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因为该网站招聘的是足球频道的编辑。

　　从重书本和知识到重能力和实践

　　这次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我只考虑了极少数学生的需要，而基本没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角度考虑过问题。我是给了学生真知，但也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了吗？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社会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大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4月到6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同时，我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陈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怎么跟人打交道？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但很多时候我依然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顾“最近发展区”这样基本的教育规律，这种时候学生往往就很被动。我总是觉得教材上的很多内容过于简单，匆匆几句话交代过去，而迷恋于讲高深前卫的知识和思想，根本不顾及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在课堂上，我对学生是一种居高临下而非平等的姿态，可我反而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提问？为什么不站起来反驳我——我给学生创造了这样进行质疑和讨论的环境和气氛了吗？我有自觉引导学生质疑和思考的意识吗？

　　作为一个教师，我以为，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即使现在，也有太多的教育问题我并没有思考清楚。 （《中国青年报》）

（ 责任编辑：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