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涛：公务员缺岗是种生态性病症

　　2月16日，人民日报记者在北京、天津、郑州、西安分别走访了一些机关单位，实地调查节后第一天的到岗情况。记者发现有部分机关还存在缺岗现象，比如西安市未央区政务大厅过半岗位无人;还有一些部门只有值班人员应付上传下达，办事不力，效率不高，在岗在位但不在状态。(2月17日《人民日报》)

　　应该说，这一调查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公职人员行为的一个大致现状和生存状态。对于这一通病和顽症，有的时评家可能又要大声疾呼，对公务员队伍素质、公务员考核制度等提出质疑。但是，话好说，骂娘也简单，道理都明摆着，可为何一个看来如此“简单”的事理，国家公职人员就是不能遵守呢?

　　是公务员的素质和道德品行出了问题吗?很难这么说。笔者也是一名公务员，说实话，在这一点上，自己以及一些同事做得都不是很好。一年到头，谁敢保证自己没有因为早晨贪图多睡五分钟的“好觉”而迟到?因为生态环境就是如此。

　　是因为制度和考核出了问题吗?也不尽然。比如，北京市朝阳区曾出台公务员考核办法，一年迟到十次以上降职，这种规则不可谓不严厉。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说，就中国的公职行为现状而言，要规范公务员整个群体的公职行为，单向度的道德自律和单向度的制度强制，都不可行。

　　对公务员上班空岗、迟到这种社会生态性的病症，一方面要以制度、规则、法律的严密到位，使公职主体在自我抉择与群体抉择时，能简易、明确地意识到迟到早退此类公职行为的弊大于利，形成一种公职行为和道德品行的双重自觉。

　　另一方面，还一定要有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生态条件来支持。在这种生态环境下，迟到不再是一种“正常”和多数人的群体行为，领导不迟到，每一个小公务员也都不会迟到，公职行为的公共性不可侵犯。积极、科学的公职意识能点滴植入公职人员的公职行为过程中，内化并成为主宰这种健康、良好社会生态的理性杠杆。总之，只有道德品性与良好制度、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滋养，才能保证公职行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