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城管的痛折射一个群体的悲剧

　　武汉一名一向以父亲为豪的10岁小学生，因为同学“都说城管喜欢打人，而且喜欢欺负做小生意的穷人”而感到自卑，性格变得内向，发誓“长大了死活也不会当城管”。为此，做城管的父亲与儿子一起，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职业。

　　“出来混，是迟早要还的。”这是大量网友跟帖留言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意见。透过林林总总“解恨式”的网友留言，让人感觉到一丝寒意——这名城管的惆怅与痛楚，经过新闻传播并没有得到理解与怜悯，相反却成了遭受天然伦理报复的典型代表。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市民是无辜的，甚至可以说城管作为一名公民，或许也是无辜的。显然，如此结果是一个多方受伤的结果，异样的民意也折射出城管这个群体的悲剧。

　　确实，一些城管的行为令人愤懑，当“打人”成为城管的社会代名词，这个群体不可能完全不做自省与自责。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到底是怎样的因素使城管具有胎记般地站在了民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并且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在我看来，关键还在于相关制度设计与城市管理中的矛盾纠葛。

　　城管的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多个方面，权限界定本身即复杂混乱。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寻求城市整洁有序中将行政执法权赋予城管，但又招聘了社会闲散人员来直接面对底层市民，使得整个执法队伍和执法行为变得复杂混乱。

　　将这个错综复杂的城市管理矛盾体系，交给一个队伍结构错综复杂的群体，直接面对底层市民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不产生错综复杂的底层矛盾。

　　进一步来看，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旨在加速满足民生需求，但在一些地方的城市治理中，建设与民生的矛盾却又纠缠在一起。问题在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往往只关注了光鲜的一面，而没有给由来已久的地摊经济一个合理出口。

　　现在我们看到，在城市整洁有序的表象之下，制度设计与城市管理中的矛盾纠葛正在演化成群体的悲剧而表露出来——一些城管的行径可恶与一个群体饱受诟病，一些地摊经济的反抗与一个市民社会的不认同。制度缺陷下，或者纵容了人之恶，或者抑制了人之善，使很多人成为受害者。当这种矛盾演变成“世袭式”阴影的时候，制度层面的反思确实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