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工“软实力”政府责无旁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调结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结构的调整正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某些不平衡的现状。这项政策将成为明年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在金融危机肆虐、中国外向型经济低迷停滞的当下，农民工群体成为企业倒闭、停产状况下的直接受害群体，多于往年、盛于常态的失业农民工回乡潮，正成为和大学生失业一样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同的是，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就业难问题更与诸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常见的“结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地区结构。超过2亿的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矿山、餐饮业等，主要从事繁重简单的体力劳动；农民工输出地主要集中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江苏等省份，目标地大多在制造业、出口企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这是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况造成的，也意味着各种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分布比较失衡，从而给就业带来极大的、难以控制的风险：这些地区、这些领域绝对不能出问题，一旦出大问题，就直接导致一个庞大群体的集体失业。金融危机恰恰就是对种种经济结构失衡敲响的警钟。

　　在中央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此类“硬结构”的调整时，另一种“软结构”的调整亦相当紧迫。

　　这里不妨引用一些数据：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曾预测，中国服务业在2020年占GDP比重达到48.2%%、就业比重达51%%，其中以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例将大大增加；而据农业部有关统计显示，外出务工农民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不到20%%，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很低。这是一种“知识结构”的极度不平衡，未来接纳就业人口最多的第三产业需要更高知识与技能的劳动力，可现实却是劳动力知识结构的普遍不足，这将加重“劳动力剩余但企业招不到人”的就业困局。

　　如果“知识结构”的短板得不到根本弥补，即使其他经济结构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和平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仍将如同木桶一样，盛不满水。

　　当下，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呼声很高，政府许多部门也在积极改进，这种长期的、渐进式的进步趋势已经势不可当。但对农民工自身“软实力”提高方面，依然停留在初级阶段、试验阶段、短期效应上，这表现在政府公共财政在此方面投入的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帮助的力度不够、舆论传播的范围不大，这就好像农民工就业问题出现跛足走路，硬环境再好，软实力疲软，劳动力依然无法跳出经济规律的手掌心，就业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困境，步入良性轨道。

　　面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面对制约中国发展最根本的“三农问题”，甚至面对未来农民、农村市场内需的扩大，在对诸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时，也当从战略高度对农民工的“知识结构”进行大规模升级，政府对此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