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请让我们快乐地死去

　　一名身患重病27年、想通过全国两会代表帮她提交《安乐死申请》议案的女孩李燕，把这个愿望发到了央视《新闻调查》主持人柴静的博客里，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3月13日南方网)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这句话听起来让人多么辛酸，而这句话的背后，更透露着当事女孩生活和生存的艰辛。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也应该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但是，当一个生命因为疾病等生理上的原因，而现代医学手段又无法为其恢复健康，让当事人生不如死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其作出是生还是死的选择。

　　从1岁起就得了一种医学界称之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李燕是不幸的，现在的她全身的肌肉萎缩，一半以上的骨骼变形，丧失全部吃、喝、拉、撒、睡的自理能力。可以说，这27年来，李燕过着非人般的生活。对于健康的追求，她比常人更加迫切，对于生命的珍贵，她比常人更加懂得珍惜，然而，“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所以，我们不能以健康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患者，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被疾病折磨中的人也很快乐。“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道出了所有被疾病折磨中的患者的心声。

　　目前，世界上真正立法允许安乐死的，不过荷兰等寥寥数个国家而已。而在我国，由于安乐死涉及到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所以，安乐死一直是非常有争议和非常敏感的话题。1986年，陕西人王明成由于帮助其母亲安乐死，被检方控以故意杀人罪(法庭判决无罪释放)。为了避免道德的指责和法律的指控，尽管安乐死被患者期待着，但人们却对安乐死唯恐避之不及，这让哪些被疾病折磨的人更加痛楚。

　　早在1988年的七届人大会议上，著名医学专家代表严仁英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而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可见，安乐死虽然为人们所忌讳，但却是痛苦的患者所期翼的一种选择，尽管随着生命的终结，一切都不复存在，但应该说这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在法理上，除非刑法规定的死罪条款，任何法律都无权对于人的生命做出规定或者安排。在医学伦理上，医生也只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根本没有为解除患者痛苦而帮助他(她)施行“死刑”的权利。而在社会上，珍惜和保护生命也是镶嵌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潜意识，为了道德的完美和社会的正义，人们一直在为生命的继续存在努力着，也一直反对对于生命的漠视，比如自杀行为，就一直被人们反对。但是，尽管我们反对剥夺和漠视生命的行为，但有时候却对这种行为无动于衷或爱莫能助，比如战争剥夺人的生命的行为。与战争等外力剥夺人的生命行为相比，安乐死却显得人道多了。战争剥夺生命带来的是痛苦，而安乐死则是为人终结痛苦。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生命个体不再继续忍受不必要的痛苦煎熬。但是，由于人道主义没有具体的定义，所以，人们对安乐死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下。其实，我认为，虽然安乐死无法用人道主义标尺来衡量，但我们却可以参考医学临床病例，“人为”制定一个标准，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呼吁对安乐死立法，就是呼吁健全和完善法律，充分尊重人的生命权，既保证人的生存，也尊重人的死亡。呼吁安乐死不是对人生命的漠视，而是间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所以，建议法律，请尊重我们的生存选择，让我们快乐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