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条并不十分“抢眼”的新闻。在日前刚刚闭幕的北京市科协大会上，中科院农民工子女课题组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并建议为打工者“提供基本的电话费用”，指导他们进行科学有效的亲子沟通。

　　坦率地说，与近期关于留守儿童的诸多新闻相比，来自北京市科协的这份提案并不特别具有分量。它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它的科学性。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相关课题组，以北京、重庆和贵州为目标地域，在两个年度里进行了深入的布点和采样，科学分析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普遍存在严重问题，留守儿童的犯罪率也非常令人担忧。这样的研究成果有别于人云亦云，能够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此外，这份提案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突破性，那就是要求“提供基本的电话费用”，以实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干预。不花钱的干预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了，该提案虽然只提出了很“菲薄”的经济要求，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基本电话费到底要由谁来出、又通过什么方式发放。因此，对电话“亲子沟通”的前景，还很难做出理性的预期。

　　根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各有2000万左右，他们都处于边缘化状态，流动儿童处于城市的边缘，留守儿童处于家庭和社会的边缘，他们已经暴露出各个方面的问题。他们更容易被不安全因素所侵袭，成为牺牲品。他们因缺乏有效的指导，不同程度地厌学。他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封闭，性格孤僻、排斥外界、缺乏爱心、有报复心理，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如此庞大的问题群体到底向何处去，他们的成长能否出现转机，直接影响到未来社会的形态，甚至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关专家已经发出了“盛世危言”：“如果处理失当，留守儿童将成为国家的一大教育隐患。”

　　干预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社会关切还基本停留在意识层面和技术层面。新闻媒体不断发出呼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如村委会也有所行动，如试图通过邻里互助的方式，为留守儿童提供温情的成长环境。还有，一些地区在摸索寄宿学校的教育模式，避免让留守儿童沦落于精神荒漠。也有一些志愿者为留守儿童送去甘霖一般的爱。总的来看，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干预是零散的、随机的、缺乏社会资源投入的，因而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起不到大的作用。让人稍感快慰的是，去年10月，包括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全国妇联在内的12个部门，联合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这个举措具有战略意义。

　　留守儿童问题如此重要和迫切，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长期来看，国家要弥补两个方面的空白，即法律空白和政策空白。必须以法律形式明确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享有与父母团聚的权利、受同等质量义务教育的权利，任何与这两项权利相抵触的地方政策都应取消。国家还应以政策为杠杆，引导用工企业普遍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让他们逐步具备居住条件和经济能力，以随身抚养孩子。教育方面，城镇学校应大幅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门槛。而燃眉之急是制定一项人道主义的政策，让所有合法就业的农民工每年享有假期并报销探亲费用，以帮助他们进行亲子教育。而无论哪一项干预的实施，都意味着大量社会资源的投放。

　　农民工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有所回报。如果拖欠他们太多、太久，所有的人都将承担并不乐观的后果。这是耸人听闻吗？不是。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