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教育部压力巨大首当其冲。昨日，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指出，“经常见到报道，某个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做了很服务性的工作，或者是很原创性、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养猪去了，媒体哗然，他怎么养猪？认为养猪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做的事情等等，这都是传统的、陈腐的观念。”王旭明同时表示，有科学知识的人去养猪，会在养猪的领域创造新的奇迹，而不是单纯的重复劳动、简单性的劳动等等，所以，要呼吁媒体引导社会转变就业观念，共同努力促进大学生就业。

　　教育部官员的这番发言，针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名校大学生卖肉、养猪、端盘子、穿糖葫芦、陪聊等新闻报道，委婉敲打媒体在此问题上的社会责任，理当予以重视。尽管历经多年持续深入的就业观教育，“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是政策强调的所谓正确就业观念。然而，依教育部官员所言，是否全社会就业观念焕然一新便问题全无，或者媒体不再报道名校毕业生养猪卖肉、跑腿陪聊，就能令大学生就业形势豁然开朗？这样的思路显然失于简单。大学生就业难，之所以成为各方棘手的社会问题，首要反思的应当是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其次才是所谓大学生就业观念问题。这至少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持续超速扩张的国内高校已使大学精英教育遭遇全面失败。

　　如果说，媒体关注学生低端就业，是对近年来大学教育印象偏颇，则精英人才辈出，将极大地修正和改善这种印象。然而，多年来，国内大学培养出的精英人才同样匮乏，大学精英教育亦遭全面质疑和失败。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教育工作座谈会时，转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说，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所说的杰出人才，也就是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因此，国内精英教育的失败，已经不是国内几所大学的面子问题，而是危及整个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增加到2005年底的2300万，毛入学率达到21%，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然而，如此迅速的扩张，完全来自政府的行政动员和资源整合，强调的是教育需求对国内经济的拉动，至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大学进化所需的人文精神与学术氛围，全然无心顾及。在此情形下，合格的大学教育尚岌岌可危，出色的精英教育更是难以企及。大学生低端就业的频繁出现，引证为大学教育质量的急降，亦不为错。

　　其次，社会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令大学生就业市场严重不足。

　　有言论指出，大学生就业之所以难过农民工，不在于供求方，而在于需求方。不下决心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代之以所谓转变就业观念等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将于事无补。当前，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白领”岗位严重不足。中级就业市场逼仄，使大量涌入的毕业生不得不转而投向低端就业市场，名校大学生卖肉、养猪、端盘子、穿糖葫芦、陪聊之类的事例于是层出不穷。进一步而言，大学生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同样可纳入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的视野中理解。由于社会资源向政治权力集中，市场结构失衡、机制扭曲、发育滞后，使得原本应该成为最大就业领域的市场，成为大学生退居其次的就业选择。

　　再次，媒体引导就业观念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大学生发展的自主选择，而非粉饰现实。

　　事实上，对选择艰苦地区或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媒体从来都持包容鼓励的态度，这类进步青年的事迹也常现于报章。养猪大学生之所以受到关注，就在于他们并非教育部发言人所指的积极自主创业者，他们更多是迫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将他们树为就业观念转变的典型，显然不妥。媒体关注他们，进而呼吁社会反思，制度改善，以更完善合理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为大学生就业创造条件，这非但没有淡忘自身的社会责任，反而更契合媒体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者的身份。

　　综上所述，教育部发言人奉劝媒体不要哗然于名校生养猪，而应引导大学生转变观念，所强调的只是社会个体的观念适应和牺牲精神。如果漠视和放弃对于社会的结构性反思，如此引导就业必将流于形式。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