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心中不是常有一位名人的位置，那么你一定是在一个不经意间、由与此名人相关的某个因素或者符号才能记得他的存在。于是，我在3月4日的夜晚想起了雷锋。

　　想起雷锋的瞬间让我有些惭愧，因为我已经不学雷锋好多年。不学雷锋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学习雷锋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如果你足够自省，会时常感觉到“后进青年”与“伟大小人物”的道德差距，每天诚惶诚恐，无法心态健康的生活。

　　为不学雷锋找理由是相当简单的，除去利益与心态考虑之外，我还可以通过类似“剥死人皮”的办法来彻底消除道德差距，重塑美好身材。例如有知情者披露：雷锋生前拥有真皮夹克。我可以很合理地怀疑真皮夹克是他用于内部享受，缝了又缝的破袜子是用于外部做秀。再例如，现今网上有很多人合理地怀疑《雷锋日记》与雷锋宣传资料的部分情节真实性。我又可以用程序非正义来推导实质非正义。

　　然而某些顽固的经验因素告诉我，在得到彻底的颠覆证据之前，我更愿意相当雷锋同志还是一位道德高尚、一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伟人。虽然这位道德伟人在更伟大的伟人面前，依然只能沦为政治工具。例如那个时代关于雷锋宣传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不是他最感人、最伟大的宣传画，而是一张坐在驾驶室里，手握《毛选》，专心研读的照片；例如雷锋的纪念日不是他的生辰也不是他的卒时，而是与其自身毫无关联，但与更伟大伟人相关的一个随机日。然而，这些生后的事情，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却非雷锋本人的悲剧。

　　一句话，我认为雷锋是道德高尚的人，至少在道德水准上高出我一大截的人。

　　但我依然不学雷锋好多年。因为值得学习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学与不学却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自由。正如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固然高尚，但为了女友去读书也并无可耻；甚至为了金钱去读书也不是不可告人。再如找一个信念一致、正气刚毅的革命伴侣固然甚好，但找一个小资习气、娇柔可爱的世俗爱人也并非堕落一般。况且革命伴侣总是容易日后成为杨沫状的布尔什维亚老太太的。仅从审美角度，其况未必佳。凡人嘛，能够维持在底线道德之上，就应该是不被道德所强迫的。

　　因此，雷锋与凡人之间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高低层面问题，而对于道德本身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是看它到底是律己还是律人。如果雷锋与其欣赏者的道德观只是律己的，那么它与凡人之间并无冲突，道德再高尚都是好事，因为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一旦雷锋精神同时也是律人的，那么它必定会伤害到凡人的利益。如果这种律己发生在专制时代，那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灾难；如果发生在开明专制时代，那它注定无功而返；如果发生在自由时代，对不起，在可供想象的自由时代，它根本不会发生。关于专制时代，文革时期的“道德浩劫”与79年后“牢笼”放开引发的道德滑坡可资说明；关于开明专制时代，年年的“雷锋”式号召与今年的保鲜性学习根本不起作用可为一例，因为宣传总是要与人们的某种利益挂钩方可奏效；至于自由时代，国家权力根本就不会干涉私人领域的自由，爱学什么学什么，干他鸟事。

　　恰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要求道德完美的自由国家做起事情来还反而比作出要求道德的专制国家做得要好。但举一例。我是做新闻的，应该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TIMES》的新闻理念并无不同，但熟悉它们的读者却依然能够感觉得出其中的巨大差距。当然，这种差距的造成因素很多，但仅从道德解构来看也能得出部分的答案。那就是《南》的记者、编辑身上有太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把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系于己任，莫我莫属，但恰恰是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操作新闻的时候，一心图激愤与壮烈，从而使作品丧失活力，甚至损害了新闻最重要的真实性。而《T>的记者、编辑因为摆脱了这种徒然的抱负和完美的要求，自然创作起来游刃有余、生机勃勃。

　　再扯回到道德本身上来。放弃追求完美，识别自身的道德阴影，和整合道德阴影，从而使自己拥有一个真实、完整和健康的人格，这样的结果同样有可能积极向上。最重要的是，它杜绝了虚假和不真实。而开放社会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以各种层面的多元化形式，形成了一种尊重和宽容的规则，而这种规则的确立由于保障了私人领域的利益，从而使社会人得以焕发活力，推动整个社会自由并且是健康地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的道德阴影都值得尊重与宽容。例如公共卫生，面对着路边的垃圾，能牺牲休息时间主动打扫固然高尚，泰然自若地“一笑而过”也并无不可，但刻意地制造垃圾就显然为公众所拒绝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之初的社会重建往往是从解构道德开始的。如何确立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够自发接受的道德底线，而不是不易征服的道德高地，在公共领域中遵守这个共同的原则，在私人领域中遵循自由的原则，无疑比大力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更为重要和实用得多。

　　无论如何，我庆幸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不学雷锋的年代。(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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