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十一五规划”公布后，一些学者认为，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央党校一教授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他认为财力无情，效率必须优先，公平只能注重。此说迅速引起网友强烈的抨击。

　　在我看来，煞有介事地讨论“应该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实在是一个笑话。因为这两者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中最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而它恰恰是建立在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公平的分配制度--自愿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就应该是一个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欺诈背信、没有权钱交易、没有垄断牟利的制度，我们还能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经济制度，比这更加公平呢？经济学理论一再证明，这样的完美市场经济制度能达到经济产出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最有效率。换句话说，最公平的制度，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反之亦然。

　　所以，“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平”的口号是荒唐的。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一切市场化的改革中，一个基本的规律是：牺牲公平，也就牺牲了效率。反之，真正能够提高效率的改革措施，一定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例如：把国有资产以私下交易的方式“化公为私”，不但不公平，也是无效率的。公平的方式当然是公开拍卖，自由竞价，价高者得。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落到最有经营能力、因此愿意出最高价收购的人手中，而不是落到有关系的人手中；企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

　　读者可能会疑惑：不是说经济学上有所谓“公平效率不可兼得”的定理吗？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严格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翻译错误。这个定理中，和效率相矛盾的不是“公平”(英文为fairness)，而是英文的equality，即“平等”或“均平”，指的是收入的平均化。这个定理的适用范围，不是像中国这样还处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国家，而是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市场制度的经济体。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有能力的人会挣钱多，因此会出现贫富差距。富人通过合法手段、靠自己的能力致富，这本来完全公平合理，但从同情弱者的道德立场看，还应当提倡富人拿一部分钱出来赈济穷人。最早详细论述“均平效率不可兼得”的阿瑟·奥肯教授，针对的就是这种“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行为。奥肯认为，牺牲一点整体的经济效率，牺牲一点公平原则，以换取穷人生活水准的提高，是值得的。显然，所谓“均平”，是在市场经济本身的公平秩序已经基本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而进行的“劫富济贫”。如果仅仅追求公平，不会损害效率，只有更高道德层次上的“均平”目标才会牺牲一部分效率。

　　当这个定理被介绍到中国来，又错误地被把“均平”翻译成了“公平”之后，在学术圈子内部虽然没有引起太大混乱，在社会上却免不了以讹传讹。个别人错位地生搬硬套，望文生义地喊出“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平”的口号，推出了一些罔顾公平的“改革”措施。这些不公平的“改革”只会造成畸形的贫富分化，并不会真正提高经济效率。相反，如果各种“灰色”甚至“黑色”的致富手段大行其道，如果造假者、腐败者、漠视法律者和巧取豪夺者纷纷进入富裕阶层，真正守法、勤勉、有创造能力的人就会被排斥在经济支配体系之外，这个社会鼓励的就不是创造而是欺诈，它的经济效率就必定是低下的。

　　同样可笑的是，面对这种由不公平、低效率制度造成的贫富分化，有学者却主张“放弃效率以换取公平”。打个比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好比富人的肥胖症，需要靠节食(牺牲一部分营养)来减肥；而由不公平制度造成的贫富分化，则相当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怎么能够靠“牺牲一部分营养”来解决呢？“牺牲效率以增进均平”的思路，是发达国家福利政策的主题，其前提是富人的财产基本上由合法、高效的手段得来。中国还处在追求起码的经济公平和效率的阶段，如果“牺牲效率”，比如以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倒霉的恐怕只能是老老实实交税的守法企业家和工薪阶层，难以触及那些收入本来就不清不白的非法暴富者。其结果，效率下去了，公平状况也会进一步恶化。

　　是该从“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无稽之谈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急迫地需要公平，也急迫地需要提高效率。而且，经济效率低下的一大部分原因正来自于体制的不公平、不合理。病灶并不是两个，而是只有一个。问题也并不难彻底解决，只要有关方面有解决问题的决心。(作者系Manatt Jones国际咨询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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