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恶化没有谁是无辜者

文丨苏少鑫（搜狐特约评论员）

这几乎是一个医疗领域公开的秘密，但舆论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讶，它们用“邪门”来形容医院如下的规定：医生每月对病人开出的检查费用应多于开药的总费用。

创收指标、过度治疗、医疗行为失范，面对着广州中医院这个“邪门”规定，这大概是舆论马上能够想到的形容词。实际上，类似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的禁令早就三令五申，甚至在去年国务院法制办就《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时，有医疗界人士建议，应该医院创收禁令上升为法律规定——医疗界人士内心的焦灼及“乱世用重典”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事态的普遍和严重性。

医生似乎有难言之无奈，如同报道中提到，广州市中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不是不愿意开药，而是如果病人只开药不做检查或者治疗的话，我们将因为完不成定额要被扣奖金。我们也很无奈。”类似的抱怨或辩解倒很常见；而医院也有自己的“苦衷”，靠公共财政负担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配备的机器总不能闲置，医院不能做亏本生意否则如何维持下去，于是他们只好给科室定下创收指标。

不知道把它称之为“食物链”合不合适，但至少这其中的链条是十分清晰的：医疗改革之后，公立医院有了自负盈亏的压力，于是院方把压力转移给科室，科室把压力转移给医生，而医生把压力转移几乎毫无还击之力的患者……

无论是院方还是医生，他们会以“无奈”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面对着责难时，他们甚至会感到委屈，并以自己也是“医改”的受害者来为自己辩护。

需要承认，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的确有难为之处。中国的医疗改革被诟病由来已久，在市场化的名义下的“甩包袱”，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医院、医生的集体反抗。

这么说很容易被诟病为“道德绑架”，医疗改革政策出现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凭什么要求医生这个群体就一定得集体去反抗？但是，也许需要区分清楚：医生、医院假若对医疗改革政策有怨言，或认为政策只会“逼良为娼”，那么究竟是因为事实上证明反抗无效，还是从根本上他们从开始就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把压力转移，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会受损？我相信，对个别医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良心会受到折磨——“虽然扣钱，也再三告诫自己：‘不能从病人身上赚回来’”。可惜这样的医生往往会成为异类。

　　这个过程所描绘的，恰恰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问题”：改革或者某项公共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会让某些特定的群体和阶层受损，这些群体和阶层并没有因为利益受损而抵制和反抗该项改革或公共政策，而是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将压力转移以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这样到最后，不掌握任何资源、无法转移压力的底层人群，他们惟有默默待宰割承担所有的压力和代价。

本来医疗服务就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一般情况下，患者是难以判断医生所开出的检查、治疗和药品是否必要的，因此，一旦因为在创收指标压力下，医生为了完成任务或追逐利益，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垄断性的自由处方权，诱导患者接受超过其实际需求的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和药品品种，过度医疗等医疗失范行为出现时，患者之前对医生那种可托付生命的信任瞬间崩塌。患者支付了超过其实际需求的医疗费用，这会使他们更加倾向相信，医生及医院的追逐经济利益行为，才是“看病贵”的根源，医患之间由此进入失衡状态。

医院及医生也许会感到委屈，但是是否该反思一下，自己一旦面对着考核、创收的压力，把轻易把压力转移给患者，这样是否辜负了患者的委托和托付？这样，面对着日益恶化的信任以及由于信任恶化所导致的乱象，医院及医生是否该检讨一下，自己是否真的仅仅是无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