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指标， "指标治国"的一个奇葩注脚

　　文/佘宗明

　　据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热线村村通》日前报道，2015年4月至今，兰陵县给基层下派“流产指标”，每个村需完成固定数额计划外怀孕妇女(“超生”妇女)引产的任务，以此提高合法出生人口数量的比例，未完成者或被“就地免职”，造成当地基层干部向医院购买“流产孕妇信息”充数蔚然成风。如今临沂官方表示，兰陵县已成立由县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行调查。

　　流产还要设指标，这听上去挺魔幻现实主义：流产带有随机性，还能按需把控？莫非它意指强制引产？若果真如此，那无疑涉嫌违法——要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对计划外生育只能是用罚缴社会抚养费的办法进行调节。

　　平心而论，在计生的“国策地位”暂难改变的语境下，遏制超生具有现实指向性。据了解，兰陵当地下发“流产指标”，是因2014年临沂市计划生育工作排名靠后，“合法出生人口和性别比”这些主要考核类项都不理想。饶是如此，它也应是建立发现一起查一起的常态化执法机制，而不能提前摊派指标——你又不是诸葛亮，还能掐指一算就预知到某个村的超生比例？要是再造成那种强制“大月份引产”的悲剧，那谁担其责？

　　迷恋指标化管理，导致乱象丛生是必然的：因指标往往会跟评优、升迁乃至官帽捆绑，它必然会因循“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网络，造成压力向下传导、加码；而处在治理末梢上的基层相关部门，为了达标，只能是通过弄虚作假或歪门执法，“数量不够、买来凑”。

　　本来政府搞“数目字管理”，是避免粗放治理之需，可如果它陷入“量化误区”，那难免导致实效与初衷的背离。西方经济学家杰恩•特罗里就认为，政府职能的多任务特征，会使得指标化的政绩考核方式会产生激励偏差，即政府官员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显性的”、“易量化的”指标上，忽视那些不易进行评价的指标，结果会滋生出各种形式主义还有“瞒与骗的游戏”。

　　而现实也一再印证了这番判断：比如，火化指标促成“买尸”交易，放环指标催生“李代桃僵”，罚款指标滋长“钓鱼执法”，精神病指标逼出“被精神病”，结案率会诱发刑讯逼供……而面对流产指标，基层干部们除了作假或搞“养鱼—宰鱼”执法（即先放任育龄妇女超生，再逼着她们流产），还有什么应对的法子？报道中就说了，很多村并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外孕妇，不花钱买“数”，难道还得让他们“变戏法”变出那么多超生孕妇来？

　　而“流产指标”制造的荒诞景象，也只是“指标治国”的一个奇葩注脚。应看到，“指标依赖”已成中国社会治理的一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土改、大跃进起，中国就开始了指标化管理模式，用比例划分地主富农人数、给各地下派任务；后来反右时，“右派指标”又助长了反右扩大化，像前不久刚过世的人民出版社原总编曾彦修就曾为完成上面分配的“右派分子”指标，而自划右派。而GDP崇拜，则是治理泛指标化最典型的例证。时至今日，派指标现象在殡改、计生等领域还很常见。

　　这种“指标治国”，流弊甚远：它本质上就是计划思维的产物，沿袭的是教条化执行路数，它极易滋生懒政或寻租乱象，造成合谋式造假、非人性治理，往小了说是方法僵化，往大了说其危害就是祸国殃民。在服务型政府、现代化治理受推崇的当下，这种“指标治国”也理应被弃若敝履。

　　流产指标，本来就是个亟待“流产”的怪胎。今年1月中央政法委曾下令清理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而诸如“流产指标”之类的任务单，也该尽快被清理掉，否则它留下的，只会是一道道法治疮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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