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搜狐星空

“地下排污”在中国不是新闻

将污染物从看得见的地表转向看不见的地下,将陷中国地下水层于绝境。中国必然要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保护环境,决策者必须做好短期内牺牲部分经济效益的准备,政府必须有实质性的付出。

  春节期间的一条微博把山东潍坊推向风口浪尖。据传,当地多个化工厂、造纸厂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通过高压水井排入地下深水层,从而污染地下水质。后续的跟踪报道反映,潍坊市及下属寿光、青州等地区近年来已通过水井发现多起地下水污染事件。

  实际上,通过深井向地下排污,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闻了。早在2010年5月,《半月谈》就曾刊发题为《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文章说,在华北地区,除了挖渗坑、渗井偷排外,为了躲避查处,有的企业竟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

  华北有着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区,这样的排污方式“效率”更高。事实上,为向地下排污而出现的“打旱井”现象,在华北部分地区的老百姓看来早已司空见惯;并且最近几年,这类营生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打旱井机”“打污水井机”“打渗水井机”之类的广告公然出现在网络上。

  一些网民评论此类行为是“断子绝孙的勾当”,这一点也不过分。可以说,将污染物从看得见的地表转向看不见的地下,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将陷中国地下水层于绝境。

  地下水是全球15亿以上人口饮用水的主要来源,仅中国东部黄淮海平原下面的蓄水层,就为超过1.6亿人口提供饮用水。与地表江河湖海中的水不同,地下水的污染通常被看成是不可逆转的。河水一般只需几天到几十天就能循环一次,而地下水的循环周期平均为1400年。地下水流动速度慢,同时不能如同地表水一样形成较为丰富的水生生物群,整个系统的自净能力极其微弱,被污染后几乎不可能得到自然净化;对于深层、大范围的地下水污染,由于隔着厚厚的土壤及岩石层,人工处理也几乎无法进行。

  另外,与地表各水系之间因山脉的阻隔而互不干扰的状况不同,地下水的连通性更强。一个地方的地下水受到污染,周围区域地下水层都将不能幸免;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其污染物将通过地下水层传播到很远的区域——2000年5-6月号的《世界观察》(world watch)曾经报道,二战期间,美国一处设于太平洋某海岛上的兵工厂在生产TNT时污染了地下水,结果近60年之后,污染物通过海底地下水层跨越了小半个太平洋,在太平洋沿岸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多处地下水层中被检测到。

  潍坊“地下排污”新闻的后续部分,则是网民们对于地方环保部门不作为、甚至暗中庇护这类行为的一种猜测。这类猜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方面,华北地区“打旱井”排污的做法由来已久,乃至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环保部门查处的力度显然远远不够,难道他们是真的不知情?另一方面,中国在水环境保护方面的考核指标,严重倾向于地表水,只要所辖河流湖泊的水质状况不再恶化,就算是完成任务——尽管国家技术监督局早在1994年就已经设立并实施了针对地下水质量的监测方法和标准。

  进一步思考,还会发现“地下排污”现象的出现,与国家在环保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大背景不无关系。

  早在我上大学时(90年代中前期),环境学课堂上,老师总喜欢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教科书上也这么说。望着流经长春市中心黑粥一样的伊通河,同学们想不明白:中国的环境已经严重污染,还不期望“后治理”,岂不是要“光污染、不治理”?

  等到进入地方环保部门从事实质性的环境监测与管理工作(90年代中后期),我才恍然发现,原来中国真的是“光污染、不治理”!至少在那个阶段,环保部门下企业去检测排污状况,一般都是先打招呼再前往取样,极少有突击检查的。于是大家心照不宣,一些具备污水处理设施的企业,也只在监测人员来检查时才开动设备做做样子,平时则完全关停(开动设备就要费电、费材料)。记得有一处设在千岛湖畔的造纸厂,每次去那边取样,监测船有一二十分钟完全是在如同墨汁一样的黑水中行驶;但每次走近其污水排放口,那边流出的废水量总是小到如同一眼细泉,且废水水质也远不至于差到黑色湖水所反映出来的地步。

  这样的表面文章绝非区域性现象,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98年治理太湖的“零点行动”发起之前,中国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治理方面,实质性行动非常少,包括声势浩大的淮河治污,亦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环境保护,终究还是要让位于经济发展。

  中国环保界有一句治理污染的口头原则:“谁污染,谁治理”。乍一听,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公平原则;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空头口号。这样说,构建在一个事实基础上:并非所有重污染行业都具有暴利特性;与此同时,这些行业产生的污染,治理费用却异常高昂。一旦要求这些企业真的做到达标排放,则其生产成本将成倍增加。按照一般的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将发生调节作用:其产品价格将上升,进而将治理污染的成本转交给消费者(社会)。但在中国,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而是出现另一种畸形情景:这些企业会转向一些对污染物排放控制不那么严格的地区寻求发展,以污染转移(多数情况下是转移至贫困地区)来代替治理。在以地方财政收入和GDP增长为第一要的当下,这样的地区并不难找。作为一个企业主,如果真的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去做,则必然死路一条,因为你的同行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成本并没有提高。四处开花的“地下排污”现象,则是污染转移的一种极端手段。

  这一现实造成了一个严重恶果:污染集中化,并且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当一个地区的污染物积聚到一定程度,当地的自然净化系统将趋于崩溃,后期恢复治理的代价将更加高昂。

  中国环保界还有一句宣教式口号:“寻求经济效益与顾及环境效益之间并不矛盾”,总期望以这样具有诱骗性质的低级手段来让企业主自觉保护环境。事实上,恐怕任何一个企业主都明白,保护环境与追求企业效益之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矛盾的。在我看来,这句宣教式口号原本就不是要说给企业主听的,而应该是科学界、经济学界及媒体(公众)拿来呼吁及教育政府的——只有以长远眼光、从整个社会的范围综合判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才不相矛盾;而这样的通盘考虑,只能是政府的职责。

  在此前提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必须重新理清思路:我们依然要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无论谁造成污染,政府都要担责,这样才可能避免监管缺位;最重要的是,为更长远利益计,决策者必须做好短期内牺牲部分经济效益的准备,政府必须有实质性的付出——加大投入,加强监管,同时适当放缓发展步伐。

专栏策划: 搜狐评论

最新文章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