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被指“歧视外地人”

以青岛上海成都限购令为例

近期中央政府及地方频发调控楼市：1月31号青岛出台规定，本市居民限购两套房，外地居民限购一套，且须有一年以上纳税证明。2月1号上海落实国八条细则，“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居民、拥有1套住房的外地居民、不能提供2年纳税证明的外地居民，暂停向其售房”；2月15号的成都的房产调控政策同样规定，非本市居民停购第二套房……限购令一出，引来众多“大城市歧视外地人”的议论。 【详细】

限制措施目的不是针对外地人

细究之下，不仅是住房，就业、交通等领域的公共政策里都有“限制外地人”的影子。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类旨在延缓大城市病的限制政策首先影响了全体城市居民的权利，目的并不是歧视外地人，而是延缓城市承受极限的到来，避免城市崩溃。换句话说，城市发展的承受能力已达极限在先，各种延缓限制政策在后，对城市全体居民的剥夺在先，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在后。

避免城市崩溃，所有人都在付出代价

城市“巨无霸”，承受能力达极限

“中国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加速吸取资金、技术、土地、人口等要素，同时也吞噬着人们的幸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上班堵车、医院排队、学校离家越来越远，大量垃圾无法妥善处理，这些都困扰着大城市的居民。”从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城市人口，但实际控制困难，一线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均被不断突破，城市承受能力接近极限。 【详细】

“避免城市崩溃”是限制性公共政策的目的

“大城市病”在全世界广泛存在，药方很多，如控制人口规模、更合理的城市建设规划、城乡福利均等、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在后两种改革方式实际执行乏力的情况下，出台限制性公共政策的成为最主要手段，通过对人口规模的限制来减轻城市超载。各地楼市限购令的出台表面看是调控房价，实质上更是为了减缓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城市崩溃，乃至不惜伤害全体居民的财产权利。

公共政策中，“限外”成最简单的手段

资源过度集中的城市，乡村生存质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且在可预见的短时间内，这一状况无法通过经济调整、福利改革来减轻，那么如何减少中国人对大城市的需求？几乎没有可靠的办法，“限制外地人”不可避免成为简单粗暴、短期见效的手段。不过，考虑到户籍改革的大方向，人口自由迁徙作为美好的社会目标，这一歧视手段只可能是暂时措施。

大城市为何会发展到承受极限

资源集中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教育资源、优质生活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年轻人都在纷纷涌入。和劳动力一起涌入大城市的，还有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以及这种种要素混合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所谓“发展机会”、“居民福利”。这二者都和个人的未来幸福相关，怎不令人趋之若鹜？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让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一线大城市，寻找自己的幸福。 【详细】

权力集中导致了资源和利益集中

中国的资源配置都是跟行政权力走的，行政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后跟着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导致城市规模 越来越大，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

“歧视外地人”背后是城市发展悖论

在各类城市发展的限制政策的讨论中，“歧视外地人”是被误读的观点。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城市病”的痛楚。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等，均是“大城市病”的种种病灶。治理拥堵与调控楼市，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大城市病”倒逼出来的政府行为。有次。“歧视外地人”背后，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大城市病，更值得重视。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