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宁波老虎事件 规则至上还是人性优先？

　　文/司徒小山

　　宁波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咬死翻墙游客张某的事已经两天，媒体调查呈现不多，因此，基于事实的讨论理应谨慎。但是对于事实之上的、非常强烈的舆论反应，一个真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冒险而死的普通人，仍然受到如此广泛的憎恶？评价此事，有必要继续厘清的问题是：究竟是规则至上还是人性优先？

　　说的更清楚点，当人们用“不遵守规则”来谴责死者的时候，那“规则”究竟指的是什么？当有人建议用人道主义怜悯死者的时候，是不是完全无原则地偏袒死者？是不是完全不讲“规则”？又，不站队地看待老虎事件，不让强烈的情绪裹挟立场，是否可能？

　　张某为了躲过百十元的门票，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这件事在法律轨道上的协商处理，会有法官去判断，两下必定要争论的是游客过错与管理责任，以此来划定和承担责任。这是事实层面的，涉及举证问题，暂且不赘言。

　　在就事论事之外，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当死者被谴责、被挖苦甚至被言语羞辱的时候，那个“破坏规则”理据是不是值得推敲？这里“规则”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不是稳定存在的？

　　在第一层含义上，买票入园是规则，为了实现这个规则的良好运行，游客必须买票，这是遵守游览秩序的基本意思。抨击死者张某的声音中，以此作为理由并无不妥。问题在于，除了游客遵守买票规则，园方同时要杜绝一切不买票的行为，用管理责任来强化“规则”的界限。那么就可以问，张某是不是这家宁波动物园第一个逃票的人？如果是，检视管理漏洞以稳固“规则”就是应有之义；如果不是，恐怕更要检讨管理责任的疏忽？

　　在引申的含义上，谴责死者张某，更多人是一浇胸中块垒的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抨击一般性的不良习惯，比如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排队时乱插队等等。并顺势提高为人应该遵守规章、对法律等高等级的“规则”——因为在现实中，它们总是受到轻视、被打破，所以张某这样的人更不可原谅。

　　有人以穷来为张某辩解，为他的行为罩上悲情色彩，其实也不可取。如果这次是一个富人跳进老虎园，恐怕受到的责骂更厉害。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我们以为稳定的“规则”（比如法治）不稳定，规则面前本应人人平等，可实际上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这种现象大量的公开存在，让人对所谓“规则”有了混乱的、也更清醒的认识。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一个明知道“规则”不很可靠的情况下，一个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要“遵守规则”，而是为了“避免麻烦”，这就是“规则”颇为吊诡的现实逻辑。比如公交车上对小偷视而不见，比如丽江被毁容女游客最终选择微博曝光，因为当地警方并没有“遵守规则”。

　　这也是人道主义者对老虎致死事件中纷纷拿“规则”说事的反感所在，因为“规则至上”这个事太复杂，而且它很容易被简化成个人的全部义务，而对组织、机构的责任轻轻带过。规则至上论者少了同情之理解，用力过猛。而人性优先论者认为，批评死者的鲁莽与叩问管理责任可以并行不悖，他们把“规则”理解为管理者优先维护、被管理者随后遵守的次序，强调“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规则意识与秩序观念。

　　但在老虎事件中的讨论中提倡人性优先，即使不否认张某的举止不当，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比如公共权力似乎隐退了，社会生活很像是自由自为的状态，个人的德性更突出了，为个人的辩护因为找不到确切的公权过错，于是陷入被动。加之日常生活中人际烦恼有增无减，舆论发酵起来，以他人为地狱，认为张某“违反规则就该死”，特别容易得到附和。

　　规则至上论还发展出一种看法是，对死者张某的恻隐之心会妨碍“规则共识”。这与“穷就可以逃票”的说法一样会带来误导。如果“规则共识”指的是在混乱的规则运行中追求规则的公平，人道主义者公私有别的立场反而更容易促成共识，吃瓜群众听凭老虎在言辞与心中肆意驰骋，实质上是献祭个人与人性，带来的是破坏而不是共识。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规则的确立，最重要的是权力保证公平，而不是单靠小民的臣服。动物园更像是社会的投影，你不能对老虎的死者口诛笔伐，却对其他规则被践踏、对其他“老虎”沉默不语，不客气地说，这是虚伪。

　　所以，如果跳出具体事件来评议，那些日日受到规则钳制的人，争相用抽象的规则鞭挞老虎事件中的死者，可能要搞搞清楚那作为荆条的“规则”究竟是什么，处境如何。舆论中的憎恶情绪已经将死者撕扯粉碎，可是那规则至上的“规则”在哪里？如果只能这样撕扯下去，可以确定的是，再多的人血馒头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规则，更别说用规则来建设好的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