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有了安倍不仅经济下滑新闻自由度也下滑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Abe Administration）诞生至今，日本的报道自由便在不断萎缩。

　　4月20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了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排行榜》，日本在180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72位，而紧挨日本的是坦桑尼亚（第71位）、韩国（第70位）。日本国内舆论对于安倍政权下报道自由的萎缩有一定的精神准备，然而下滑程度之大则远远超出了预期。

　　事实上，2013-2015年日本的“报道自由度”排名分别为53位、59位、61位。与民主党时代峰值11位（2010年）相比的话，安倍政权下的媒体报道自由无疑发生巨大的倒退。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无国界在对待不同国家时标准有别，可单就日本一国的变化而言，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战后日本媒体摆脱了军国主义束缚，并且报道自由受到宪法的充分保护，但却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媒体就能挣脱日本政治力量的束缚。那么，日本的“报道自由”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断崖式的萎缩呢？

　　国家权力对于新闻媒体的管制一般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比如，审查属于积极管制，而设立统一领导部门则属于消极管制。对于安倍政权如何操控日本媒体，笔者认为同样可以分成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尽管互联网在日本高度发达，但老龄少子化的社会问题使得互联网的传播力不如电视那么直接，所以与第一次任职首相时只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和举行记者会不同，安倍从2012年开始积极走出官邸接受采访。安倍所接受采访的电视台大都在政治倾向与其相接近，如日本电视台（读卖新闻社）等。根据朝日新闻去年9月的一篇报道，2015年安倍在朝日电视台（朝日新闻社）、TBS（每日新闻社）接受单独采访的次数为0。从中不难发现，即使积极接受电视采访，安倍的政治宣传意图也十分明确。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在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上的努力，但对于庞杂且瞬息万变的公众舆论而言，这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借用传播学概念的话，不外乎是“有限效果论”，而安倍迫切需要在诸如修宪等特定议题上达到“魔弹效果”。因此，自再度担任首相以来，安倍注重与主要媒体机构的主要人物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此来影响舆论。

　　根据《周刊金曜日》对2013年1月7日-2015年12月16日，安倍晋三首相与主要媒体机构高层人士在高级餐厅会面次数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与读卖新闻集团社长渡边恒雄为10次、与读卖新闻社论委员长小田尚为10次、与富士电视台会长日枝久为8次、与时事通信社评论员田崎史郎为8次、与每日新闻特别编委粕谷贤之为7次、与朝日新闻编委曾我豪为6次、与NHK评论副委员长岛田敏男为5次、与日本电视台社长大久保好男为5次、与产经新闻社长熊坂隆光为3次、与日本经济新闻专务石川一郎为2次。大众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公权力。然而，当日本的“大众媒体”与日本的“公权力”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后，他们还能否继续严厉地批判公权力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除了加强与媒体机构高层人士关系外，安倍晋三还注重在主要媒体机构安插心腹。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NHK会长籾井胜人和委员百田尚树，两人均与安倍晋三有相同的政治倾向。

　　如上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对于日本媒体的积极方面的操控，之所以是“积极”在于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介入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这与如下的消极方面的操控完全不同。

　　消极干预：发展民间右翼团体

　　基于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普及，以及确立日本国宪法对报道自由的保护，所以战后至今的日本历届政权虽然不能直接干涉新闻报道的自由，但却一直采用一些迂回的方式限制日本的新闻媒体，而观察安倍政权所采取的方式之一即为发展民间右翼团体。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至今，日本民间出现了一些右翼团体。比如，“慰安妇的真相”国民运动（2013年9月）、追究朝日新闻责任国民会（2014年10月）、纠正流球新报/冲绳时报县民国民会（2015年1月）、纠正“南京大屠杀”历史捏造国民会（2015年11月）、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2015年11月）等。创立这些团体的民间人士或是与安倍晋三私交甚好，或与安倍晋三有相同历史观。

　　虽然从名义和性质上来看，这些团体均属于民间并且没有安倍政权的参与，但其本质则是替安倍政权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媒体机构。比如，2015年11月14日，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在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先后刊登意见广告“我们不放任违法报道”。这则广告的主要内容是批评TBS电视台“News23”新闻节目主持人岸井成格在9月16日节目中声称“安保法案违宪，即使作为媒体也应该一直朝着将其纳入废弃法案的方向不断发声。”

　　一直以来，日本电视节目产生的问题均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BPO（Broadcasting Ethics &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裁判，政党从不介入。因此，自民党此番召见电视节目制作人虽然是越俎代庖，但因被定调为违反《放送法》，所以使得批判政权干预媒体的声音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因此，安倍政权在消极方面的媒体操控则体现为通过民间右翼团体向自由派媒体（人）施压，并以法律作为挡箭牌。

　　因为日本的民营电视台需要定期向政府申请牌照，所以在舆论监督方面远不如报纸那般锋利。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报纸就能免受政治的压力。比如，2014年2月5日，安倍晋三在参议院上点名批评朝日新闻是“以打倒安倍政权为宗旨”的；2014年9月，朝日新闻因“慰安妇报道”和“吉田调查书”遭受日本保守派媒体围攻，并受到来自安倍及其支持者的压力；2015年10月，前朝日新闻记者植村隆因受到日本右翼的投诉、骚扰而被迫中止在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的教学等。这些行为虽然并不是直接干涉报纸的报道自由，但却极大压缩了日本言论的空间。

　　套用经济学概念的话，当下的日本是“强政权，弱媒体”。尽管从排名来看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还处于亚洲前列，然而结合社会现实的话，真的只是“看起来很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