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官员拒绝升职是为什么？

　　职务晋升，意味着荣誉、待遇，意味着社会认可、掌握权力、获得施展空间。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公务员队伍里，追求进步，是人之常情。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也有不愿被提拔的人。这其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案例就是主动“让贤”。

　　《温家宝地质笔记》中披露了这样一则细节，1979年，时年37岁的温家宝婉拒提拔，他给出的理由是： “人不能先为自己打算……要把机会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

　　《廉政瞭望》则报道称，有些干部放弃提拔机会，与个人秉性与施政风格有关，担心自己的个性不适应新岗位。

　　李瑞环曾回忆说：“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

　　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孙奇也曾在媒体上披露，1987年夏，中央打算提拔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的他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经过反复思考,孙奇认为自己知识不足，个性刚毅有余而柔韧不足，不善处理官场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恐难挑重担。后来，他把自身考虑如实地向时任中组部长宋平做了汇报，最终，中央决定不调他了。

　　中央候补委员、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曾经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末，他还没有当选院士，但一位了解他的高层首长视察学校时，却点名要见他。首长告诉他：“组织上要选拔年轻干部担任校领导，经过考察，你是重要人选。如果你愿意，准备任命你为副校长。”首长还进一步交底：“有机会再接任校长。”当时，马伟明平静地表示，“我想专心做点学问，对当官不感兴趣！”

　　事实上，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当官风光的一面，事实上，官当得越大，伴随着更大的责任、更多的监督甚至还有预想不到的风险，对于真正有才能、有奉献精神且非常自律的人来说，升迁的作用是正向的，然而，对于贪恋权力、贪图享受甚至希望通过权力来换取私利的人而言，仕途的每一步他们都会机关算尽、斤斤计较、测算风险，以至于在他们身上也出现了拒绝提拔的“官场现形记”，坊间将此称之为“逆向腐败”。

　　最著名的“逆向腐败”，是贪腐总额近3亿元的广州“亿元副市长”曹鉴燎，在任沙河镇镇长、党委书记期间，组织部门几次想调他到天河区任职，他竟然表示“不愿意”，因为沙河镇领导位子的含金量更高。为了继续留任，他甚至授意下属联名写信挽留他，制造“假民意”。

　　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原副处长黄华辉涉嫌受贿8900多万元。还是正科时，组织上要提拔他当副处级，他不仅不愿意，还提出辞职。原来，他是怕升职后需要公示财产，败露此前的贪腐。

　　类似的情形，多出现在那些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油水”部门，这些官员虽然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他们对权力的认知非常“简单粗暴”：权力能换钱。因此，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那些能来钱的权力岗位，甚至出现了“行贿下属”的咄咄怪事。广东新广国际集团原董事长吴日晶就曾先后36次向其下属、副总经理章望生行贿。而章望生也投桃报李，在各种项目上坚定地支持自己的老领导。

　　相比于“逆向腐败”，更为可怕的拒绝提拔情形，是“尸位素餐”。据《半月谈》报道，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长、财政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原因竟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很多人将这种心态的出现视作新生事物，归根到底还是对当官的两面性认识不足。现在有个新词叫“激情减退”，其实说“减退”只是粉饰之词，原来建立在“升官为己”逻辑上的激情本来就是靠不住的。

　　从这点上说，当好人民公仆确实需要很高的精神境界，如果仅仅庸俗地把升官等同于提高待遇、捞点“油水”，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为官必然痛苦至极，因为，这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胸怀来担当责任、面对风险。想不明白这一点，也不用“实改虚”了，趁早加入创业大军吧，换种活法，或许不那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