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林森浩被最高法核准死刑之后，他的父亲林尊耀立即开始了奔走，但结果很不乐观。昨天有报道显示，林尊耀向最高检提出抗诉申请，并希望最高检建议暂停执行程序，但最高检的接待人员表示，必须有最高法核准死刑的刑事裁定书，才可能启动该程序。裁定书在哪呢？在上海市二中院。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将在法定期限内将裁定书“送达”辩护律师。
从复旦投毒案案发，到最高法核准林森浩死刑，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公众对此案的印象已经逐渐模糊，关注的热度大不如前。即使像我这种持续关注该案的人，也到了“无语”的地步。二审期间，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颇有点“反转”的意味。但由于涉及到专业的毒理学知识，一般人已经无从置喙。我曾经写文章说，我对二审期间出现的“反转”剧情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并非意味着我对林森浩的最终结果感到乐观，而是欣慰于他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辩护。现在看来，不乐观终于变成了确定的事实。
林森浩该不该判死刑，这已经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说句场面话，事到如今，应该尊重法律。司法系统经过周密的运转，走完了法律规定的所有程序，最终维持了死刑裁决。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心有恻隐，总觉得留林森浩一命比较好，但所谓法不容情，愿望再好又何足道哉？
每当看到有关死刑和死刑执行的消息时，我的心里总会生出沉重与无力之感。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一位反对死刑的刑法学家到最高法“挂职”两年，干的居然就是死刑复核的活儿。他坐在办公室里，通过审阅案卷的方式，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或死，这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灵魂之苦”。他所不知道、或者知道却并未说破的是，死刑复核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对于辩护律师同样也是极大煎熬。
死刑复核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外界无从知道它的进展，也无法参与进去。暗箱一旦揭开，结果就无法改变。
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时，我曾经写过文章为之欢呼。这一改变，也的确是司法系统贯彻“少杀、慎杀”方针的重大举措。但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来看，死刑复核权仅仅是上收，可能还远远不够。既然死刑核准是关系到杀与不杀的特别程序，它就应该更加严密、更加规范、也更加透明才对。在司法实践中，曾经有代理律师向死刑复核机关提出阅卷、开庭、听证、调取证据等多项申请，但直到当事人被执行死刑也没有兑现。这种情形的出现，意味着死刑核准只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还远不是开放的救济机制。在一个强调司法人权保障的时代里，死刑核准好像已经有点跟不上趟了。
林森浩的案子从二审到核准死刑，经过了一年。对于内部纠错而言，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够长。但是，如果考虑到人命关天，考虑到死刑的不可撤销性，似乎应该更为慎重。如果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死刑核准的时限，那这个最后的把关程序为什么不尽可能地延长一点呢？世界上一些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犯从判决到执行，其间往往要经历数年时间。在比较充裕的“观察期”里，当事人才有可能“穷尽”一切救济可能，司法机关也更能避免冤案，更好地保护人权。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为死刑犯设置的救济环节本来就不多，如果匆忙关闭最后一个窗口，很难说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就像那位死刑复核法官所说的，“杀人还要追求什么效率啊？”林森浩的将死，让很多人联想起了药家鑫的已死。药家鑫在交通肇事之后残忍地杀死了受害人，当时舆情汹涌。陕西两级法院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一审和二审，最高法也高效率地完成了死刑核准。但是，当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舆论却出现了微妙的反转。一些人在意识到自己曾经被“舆情”所操纵之后，在了解到药家鑫的父亲并无任何背景之后，对当初呼吁判药家鑫死刑生出了几分悔意。如果当时司法机关能够扛住舆论压力，核准得慢一点、谨慎一点，会不会就有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果呢？这样的假设实在太过苍白，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但正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法官在案卷上写下“核”字时不是应该多一点迟疑、多一点敬畏吗？
审慎地对待死刑，稳妥地对待死刑复核，不仅是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同时也是要告诉世人，法律对生命有多么尊重。
只有站在这种尊重与敬畏的基础之上，死刑才不会变成雨果所说的“鬼鬼祟祟的隐秘执行”。
（文/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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