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把子宫移植女儿不存在伦理困境

　　近日，陕西一位母亲成功将自己的子宫移植女儿体内的新闻，在网上吸引了不少目光。

　　现年22岁的西安一女孩，检查出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她想拥有自己的孩子，目前唯一可行方法就是进行子宫移植。11月20日，医院妇产科等11个学科、38位专家协作，同时为该女孩和她的母亲开展手术。手术很成功，新移植子宫已经成活。

　　子宫移植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医学难题。之前，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有两例移植子宫案例，但都未能怀孕生子。2014年10月3日，全球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婴儿在瑞典出生；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但这个技术也不是没有风险，捐赠与被捐赠者都需接受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药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科学来说，这是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既罕见，难度又大；从伦理来说，母亲把子宫献给女儿，违反了“孝道”，意味深长；从新闻性来说，这是一个涉及性与生殖的话题——注定了会有许多分歧。

　　所以在新闻下面，就有了五花八门的评论。有的以为，这个女孩的卵子用的是妈妈的卵子，以后的孩子不知该是妹妹还是女儿？有的认为，先天无阴道怎么排尿的呢？……这些，无不显示了许多人对基本的生理知识匮乏到何等程度。对于能完成一台世界最前沿的手术的医院来说，这些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新闻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进行子宫移植前，该例手术通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医疗科助理员表示，供受双方为母女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益纠葛；其次，供受双方是完全出于自愿，且积极要求手术。此外，供体只是提供孕育生命的平台，受体的怀孕、生产都是其丈夫以及本人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的。基于以上原因，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了该例手术。”

　　这也就是说，医学界不仅思考过子宫移植手术的技术难度、康复条件，也充分思考过母亲和女儿今后的生殖可能和伦理冲突。这里的伦理有两个前提：一是，遗传物质是女儿与其丈夫的，与母亲的子宫没有关系，其伦理序列不存在问题；二是，母亲自愿为女儿付出，非交易，不违背现行法律（比如禁止代孕、买卖婴儿）。

　　伦理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组织，其职责为核查临床试验方案及附件是否合乎道德。事实上，在前沿医学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伦理的风险，有的已达到共识；有的还在各行其是；还有的，虽达成共识，但很难担保以后会不会随着技术和价值观的改变推翻这种共识。比如说，代孕在很多国家都是合法的；美国就曾有母亲为女儿代孕，生下孩子的例子。又比如说，克隆人，已是公认的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因为克隆人类只是从我们现实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未来被克隆者的权益与需求，一旦实现，那将是人类的巨大灾难；但仍然有些科学家试图突破这个界限进行研究。甚至连“脑死亡”是否是死亡的标准，也有一个随着技术发展反复修正的过程——这都是涉及伦理认知的严肃问题。

　　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进步），给了人类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放任这些技术无原则地破坏人类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不加以控制，那将会是各种末世灾难片中的场景。

　　回到此次子宫移植事件，可以看到，伦理审查既对科技进步保持了伦理的高压线，同时，也不要排斥先进技术的应用。当然，关键还是建立一套科学和人性权衡的制度，如此，才能真正地解决技术进步带来的伦理困境。

　　侯虹斌（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