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信访数据岂可任性变成“商业机密”

　　因涉嫌受贿罪，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于2014年7月被逮捕。他被控接受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等方面提供帮助。

　　在现实中，“收钱修改信访数据”多少有些传闻，因为信访数量多少牵涉到“政绩”，关乎到“一票否决”等，但作为国家层面的信访部门领导也堕落到了“收钱修改信访数据”的荒唐地步，真是让公众开了眼界，官场成了商场，信访成了商机，这让冀望信访功能发挥的善良人们何以面对？

　　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信访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民众的“救命稻草”，正因如此，何以出现了“收钱改信访数据”的怪象和修改的手段又有哪些，都值得剖析和审慎反思。从新闻来看，有关人员可以“通过接访时不录入电脑、不向地方交办、不向地方转送信访件、不通报等方式”，减少市县的信访登记数量。而减少数量，对地方来说，不仅可以避免由信访产生的压力，更可以制造假象，让“数量”成为政绩和工作水平的展现。由此，哪怕是付出一定的金钱也在所不惜。

　　尽管我国信访所具有的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和化解纠纷的协调、监督与信息汇集的功能，可能在一些方面会对政府部门造成某种压力，但是，这不是“收钱修改信访数据”的理由，更不是把信访做成“生意”的理由。除了权力者的利欲熏心之外，权力的异化在“收钱修改信访数据”中的根本性因素不可忽视。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映社情民意，充当民意表达的渠道，那么，当“收钱改信访数据”成为尴尬现实时，很可能意味着信访制度本身功能已经被自我阉割，相反，成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益交换的载体，成了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在“收钱修改信访数据”之下，信访难以成为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更无法发挥对社会的安全阀和对老百姓的宽慰剂作用。

　　信访不是数字游戏，信访数量不能沦落为“商业机密”。“收钱修改信访数据”不仅背离了信访本身的要求，也变相剥夺了民众的权利。 (河南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