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舜：如果你是令狐安 被“令计划”叫哥肿么办

　　 由于姓氏和籍贯相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令狐安屡屡被传与落马的令计划有亲戚关系，这些传言让他“哭笑不得”。新京报今天（4日）的报道引述了令狐安的回应：“我们没有亲戚关系，连远亲都不算。”

　　我感兴趣的是，如果你是令狐安，被“令计划”叫哥（以及被视为“令计划”的亲戚），咋整？

　　令狐安说他父亲是山西平陆人，后来走出山西，自己出生在内蒙古。而令计划也是山西平陆人。“原来我职务高的时候，90年代初令计划刚到中办担任研究室主任，香港媒体报道说令计划是我弟弟，沾了我的光，弄了职位在那干着。后来令计划官做大了，进了政治局，我到审计署工作，又报道说我是他弟弟，我沾他的光了，弄了个省部级。说老实话，我做副部长的时候，他连一个处级干部都不是，当时他还在上学读研究生呢。”

　　这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官谱图，从港媒的道听途说不难见出，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谁的官大谁就有资格当爹，长幼之别轻易就能被官阶的高下所颠倒。其中的官本位思想是严重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氛围里，如果你是令狐安，遇到官比你小的“弟弟”、“儿子”，你是默而受之、假戏真作、称兄道弟呢，还是起而拒之、泾渭分明、职级相称呢？其中分寸似乎不好拿捏。表面上谦然受之似乎更符合称兄道弟的哥们义气，却之则明显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反过来，如果你是令狐安，遇到官比你大的“哥哥”、“父亲”时，你是默认而借其光，还是勃然变色，划清界线，恐怕也要费一番思量。攀亲、不分你我，是一个中国式的交情事件，而否亲、划定边界，更是一个情感事件。分手相对于牵手，情感震荡幅度是更大的。

　　兄弟我就是一个喜欢称兄道弟的人，假如时来运转、一日为官，遇到这两种情形，脑中怕是要大响三声：duang！duang！duang！

　　好啦，现在我们来看令狐安怎么应对。“我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前年研究会开会，那时传出令计划的儿子出事，令计划也调到了统战部。山西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两个老同志，吃完饭过来安慰我说：你一定要想开啊。我说，我没什么想不开的啊。他们就说，听说你孙子出问题了。我说，我没孙子。他们又说，你儿子调动你别想不开。他们问，令计划不是你儿子吗？我说，令计划如果是我儿子，那我10岁就生儿子了。”

　　令狐安的态度值得玩味，从字面看不出迎拒，他只是陈述事实：“我没什么想不开的啊”、“我没孙子”，都是直陈事实，甩掉了动感情的迎拒用语，不迎不拒。还有，“令计划如果是我儿子，那我10岁就生儿子了”，这里采取导谬法，让猜测和询问者自悟其谬，而非指谬。令狐安确实很会说话，很多网民都赞其“干净”、“利落”。

　　实际上，令狐安的“哭笑不得”反映了一项中国特色，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讲究人情关系，它构成了中国社会前互联网时期最真实的社交网络。不独官场如此，对“关系”的信仰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绵延了几千年的社会习惯。攀亲戚乃是关系最铁的象征，所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结拜宣示情同手足，而古代国与国之间联姻能有效防止战争。

　　“关系”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它是稳定的象征，“关系”这个情感逻辑之所以不断被异化，是因为被利益和权力反客为主、过度侵蚀了。

　　应该拿什么来涤荡变质的“关系”？过去，曾国藩是这样做的：在天下第一奏折《参翁同书片》里，他的团队把要参奏的对象所拥有的“关系”直接阳光化了，“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以“信息公开”断掉了“关系”的后路和策肘，蕴含高妙的政治智慧。

　　今天，令狐安展示了另一种智慧，那就是实事求是、不将不迎，以不变应万变。这固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处事风格，其内在逻辑和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制度反腐的思路却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是一，二是二，少废话，讲证据。当政治不必喻于权谋，以刚正不阿的状态透明化、制度化，“关系”也就不再能够在公共领域施展妖风，从而回归生活的日常而渐渐去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