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媒体人)
今天,在中国广袤大地,高铁的开通,不仅意味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变革,更被沿线一些地区看做发展命运的转变。也正因如此,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在一些地方不时发生。譬如沪昆高铁规划制定时,湖南省邵阳市争取在市区设站,在和相邻的娄底市的竞争中处在了下风,于是出现了十万邵阳民众高喊“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的现象。(1月27日新华社)
民众出行的便利,对地方经济的推动,这些都可视为高铁对于沿线地方公共利益的巨大促进。民众“逼官”、官员“拼命”的一幕,完全可以理解。对于一些尚处于“交通贫困”状态的偏远地区和地方而言,一条途经高铁的意义,不可小视。因此,十万邵阳民众喊出“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的场景。这看似夸张,但其实如果深刻理解背后的发展诉求,再正常不过。
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之所以喊出如此呼声,本身就是民意在前期被边缘化的一种体现。一方面,高铁规划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征询过相关地方民众的意见?另一方面,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机会缺乏,也会令民众对于高铁兴建带有更高的期待与依赖。
高铁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一定的,各个地方相争,都希望从中受益—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官员,都属正常。关键是,这种民意到底该如何更好地表达与释放?片面打悲情牌,显然不可取,毕竟照顾民生应建立在科学规划之上。也就是说,有争议并不可怕,关键是争议的解决,即线路的安排,是否能建立在透明平等的公共博弈之上,而不是靠“跑部进项目”或是拼关系,抑或是谁的嗓门大。
当然,在这一点上,正如有观察人士指出,高铁争夺战背后,有地方官员以此作为形象工程的考量。争路成功,主政者对上对下均有交代,可谓良好的“政治遗产”;一旦失败则会招来“千古骂名”。这确实值得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的官员争路可能更倾向于对政绩的谋求,到现在民众直接参与争路运动中来,甚至发出“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的声音,一方面表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它或更加真实地表明了,在整体交通大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偏远地区的交通资源分配仍旧显得不足,甚至令民众切身感受到这种差距与失落。在汹涌的争路运动背后,这无疑是必须看到的公共情绪与现实之困。
既不使交通规划的科学性让位于情感,也尽力照顾好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兼顾好一些交通欠发达地区的利益,应当是一条高铁在规划时应该坚持的民生温度与基本原则。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道路网的日趋完善,包括交通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分配,如何更好地体现民生视角,多行“雪中送炭”之举,将公共资源用到刀刃上,应当及早纳入交通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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