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一：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 须经鹅同意

　　三个世纪前，精明的法国财政部长柯勒贝尔曾说过：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你要拔最多的毛，但又最好不要让鹅叫。

　　如今，这一幕正在中国上演。

　　自1月13日起，财政部上调成品油消费税，与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由1.4元/升提高到1.52元/升。同期，在国家发改委发布汽、柴油调价通知后，北京市发改委亦发布最新汽、柴油零售价格，其中92号汽油零售价格从之前的6.21元，下调0.14元至6.07元/升，重回5元时代成为泡影。

　　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财政部却在近期连续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上调幅度高达50%，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正常预期。此番上调，财政部经过了精心的计算，正如财政部税政司表示的那样，这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继续采取“提税与降价同步实施”的调整方式，兼顾了居民和下游企业等承受能力。

　　如果仔细计算汽油究竟被征了多少税，就不会得出与财政部税政司那样轻松的结论。还是以92号汽油为例，每公升6.07元零售价计，不含增值税价6.07/1.17=5.19；增值税6.07-5.19=0.88；消费税1.52；城建税（0.88+1.52）*7%=0.168；教育费附加（0.88+1.52）*3% =0.072；地方教育费附加（0.88+1.52）*2%=0.048；企业所得税按7%利润率计6.05*7%*25%=0.1062；总税2.7942，占价格46.03%。

　　成品油价格中税收的比重接近一半，这是一个极其严酷的事实。无怪乎有网友无奈地调侃，随着油价的持续走跌，加一箱油，税的含量要高于油的价格。以后加油站应该改名加税站。去有加油站直接对服务员说：加一箱油！

　　尽管人们对政府一边下调油价、一边上涨消费税的做法颇有微词，但也不是那么在意，毕竟油价整体还是下跌的，人们对油价的疼痛感不如以往那么强烈。然而，油价不可能永远下跌或保持现状，它终有反弹的一天。税收是上涨容易下跌难。到时候再希望政府把成品油消费税降下来，或许又会是一厢情愿。

　　温水煮青蛙的道理，16世纪佛罗伦萨的吉西亚蒂尼在累进税讨论时就说过：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很快就会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规律。

　　因此，有必要从法律的源头上来探究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是否合理。

　　常理而言，国务院作为行政机构，本身并没有权力制定法律。制定法律的主体应该是全国人大。不过，根据《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曾对国务院有过三次授权，其中的一次对当下成品油消费税上调如此重要的事项不经全国人大批准有着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在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正是这次广泛的授权行为，导致由国务院主导的税收条例已延续了30年。30年前，全国人大做出这项授权是基于对当时的现实考虑，有其合理性。30年后，再来看这项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授权，则是明显的不合时宜，也不符合现代政治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加快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进程应是题中应有之意。首先，要对国务院现有的税收立法授权加以约束，比如时间约束、范围约束、目的约束和程序约束，尤其需要加强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二次授权的约束。其二，新设税种必须经过人大立法，不得再由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其三，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收回进程。

　　事实上，在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就已经提出税收法定的议案，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领导在约见赵冬苓代表时也做了积极表态，却再无下文。纵观当今世界所有的法治国家，在涉及对公民财产的征收时，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即税收法定的原则。归根结底，如何确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规定。

　　其次，再来看，新增的成品油消费税其财政归宿究竟去了哪里，也就是政府把这部分钱花在了哪里。

　　财政部税政司表示，连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目的在于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在推动大气污染治理、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新增收入，将继续统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形成的新增收入，继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

　　然而，相关部门未能提供实际数据，表明过去在这些年来，所增加的收入用于环保节能的数额与具体项目，以及燃油税提高减少的污染量。在这一点上，信息公开做的还很不够。那就不能责怪公众根据自身对环境的切身感受，质疑这笔钱究竟是否用在了财政部所说的事项上。

　　如今，只要有收入、有消费都会纳税，可以说人人都是纳税人。纳税人的权利实际就是公民的权利，张扬纳税人的权利即是张扬公民的权利。公民、纳税人对公共事务要求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预算政策和税收政策是社会变革最为有力的工具。前者是为了管住政府的支出，让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受到人民的监督。而后者“事关毁灭的权力”，要让政府所征的每一分钱都有理有据并得到人民的同意。两者紧密相连，只有先管住支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税收法定、降低税负。目前，预算法修订有了初步的进展。接下来，就是税收法定。尽管在现行体制下，修订后的预算法的实施离理想状态还差很远，而税收法定甚至连破冰都谈不上。其实，也不必悲观，观念的变革应先于制度的变革。如果能呼唤起更多的人对政府的支出和税收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议题，给予作为公民应有的关注，就不会沦落到鹅毛被拔光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