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方案听证会上，29名代表仅1人反对出租车调价，这个人就是蓝田县前卫中学的政治老师白兵洋。他认为，提高司机收入应该从降低份子钱开始。其他28名听证代表在赞同涨价的同时，也提出了开放出租车市场、增加出租车数量、提高服务水平等希望。
赞成调价还是反对调价，这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如果调价，消费者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价格上调并不意味着服务更好，他们接受的其实是和以前一样的服务。如果反对调价，又似乎与出租车司机为难，他们已经是一个城市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之一，每天辛辛苦苦却只能赚点小钱。
当选项被限制到消费者牺牲，还是出租车司机牺牲时，矛盾就必然存在和激化。选择任何一个选项，都可能引起另一个群体的抗议和反感。此时，相关群体的利益已经被放在了利益天平上：调价，出租车司机暂时满意，公众牢骚满腹；不调价，公众暂时满意，但出租车司机有些不堪重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部分出租车司机停运的现象。调价还是不调价，在这种条件限制下，似乎成了无法共赢的博弈。
其实，现实的选项不仅仅这两个，除了调价和不调价之外，还有其他被隐藏的选项：开放出租车号段，引入更多出租车；增加出租车司机保障，直接给予司机更多补贴；降低出租车份子钱，让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都可以获利。尤其是后者，这其实就是一直存在的核心议题：本来，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并不少，但其中的大头却交给了公司，出租车公司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这公平吗？当一个出租车司机把一天的大部分收入交给公司时，他们怎么能够赚到钱？当然，他们无法抱怨公司，因为公司比他们强势，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调高出租车价格。
虽然出租车公司承担着一定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是否必须由公司承担，这种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要不然，在国外，类似的出租车公司为何不存在？人家的出租车市场也没有乱，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也没有下滑。是严格的出租车进入审核，与规范的行业协会自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了自我管理。既然国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或许，不愿做才是最根本原因。因为，不愿就意味着凭空多出一个出租车公司，而它们只要掌握资源，就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把钱舒服地赚了。
由于话语权不同，在论及出租车问题时，解决问题的选项被减少至两个：调价还是不调价。无论调不调价，出租车公司都处于旱涝保收状态。甚至，它们还可以把调价之后的红利，通过涨价的方式揣进自己腰包。所以，出租车公司并不在意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摩擦，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触及出租车垄断，摩擦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怜的是，都是弱势的乘客和出租车司机被无辜地放在了博弈的天平上，原本已经无助的他们，还要通过侵害另一方才能获得暂时的安稳。这就是现代版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租车公司通过问题的隐藏和选项的设置，隐身于弱者的拼杀中。
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公共议题时，应该有开放的视野，有平等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开放的视野，就可能陷入既得利益者设定好的选项中无法自拔，发现无论怎样决定都是错。而如果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就可能在别人的描述和表达中晕头转向，分不清事情的重点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只有头脑清楚、表达自由，我们才能看到简单选项背后隐藏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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