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所供职的报纸，刊发了一篇题为《防教师诱骗学生，需禁止师生恋》的文章，呼吁大学应出台制度禁止师生恋。文章刊发后，我的一些同事很是不客气地批评了“禁止师生恋”的观点，他们认为，师生恋，可以提倡师生双方不去涉足，但不应该用制度来约束。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觉得，大学师生都是成人了，应该尊重他们情感的选择，要是严厉禁止了，不但戕害了美好的爱情，还妨碍了个体的自由。
同事的观点，恐怕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甚至包括N多年前的我。十多年前刚上大学时，我无意间看到沈从文先生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喜欢得不得了，也牢牢记住了沈先生那句著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恰恰是师生恋的完美代表。
此外，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也是著名的师生恋，被人久久念叨。回顾这些往事，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感动的。但是，感动归感动，今天的我，却是一点也不支持师生恋。我可以接受师生彼此的好感与莫名的情愫，但如果真要谈恋爱，请等毕业后再说吧。
爱情固然是私事，但负责任的谈情说爱者—尤其是老师爱上学生的时候，就必须考量更多因素。正如有人所言，禁止师生恋，其实不是禁止爱情，而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老师面对自己的恋人学生，如何能够客观地评价学业？会不会被保研、留校等现实利益纷扰？
但是，对爱情至上者来说，以防止权力被滥用为由禁止师生恋，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包括师生恋在内的爱情，都应该是纯粹的、私人的、完美的，将权力滥用与爱情联系起来，显然是对爱情的亵渎。而且，几乎所有身处局中的人，都会信誓旦旦地坚信，自己会处理好师生与恋人之间的关系。
坦率讲，我不怀疑这种朴素的东西，可是，我绝对不相信，热恋的人们，可以不在职业行为中，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另一半或多或少谋取一些利益。所以，禁止师生恋，与禁止官员当“裸官”，其实是一个道理。
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人替“裸官”叫屈，却有很多人替师生恋叫屈。或许，这是因为，“裸官”背后权力与利益的份额大一些，而师生恋的背后，人们本能地认为爱情的份额要大一些。这种区别，恰恰印证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情大于法，情大于一切的“传统”。再具体点，我之所以觉得师生恋是个坏东西，是因为我对“死去活来”的爱情心有戚戚。“眼中只有你”的时候，规则、利益、权力等等，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爱情与自由一样，从来都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得学会，什么时候可以爱什么时候不可以爱。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少男少女还是成人，心中多少存有一份“文艺范儿”，时不时地都会在现实生活中犯点文艺青年的病。
禁止大学师生恋，并不是说老师和学生谈恋爱，就十恶不赦。这里的禁止，更应被视为一种回避，一种提醒你更好地处理情感与职业关系的要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如果师生恋者在短短四年时间里，都不能约束好情感，拿捏好分寸，我就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日后即便走到一起，能处理好生活中具体而琐碎的问题。
大学里，一旦有了老师诱骗学生的丑闻，人们往往义愤填膺，大骂“叫兽”；但是，在讨论禁止师生恋，以便最大程度地规避“诱骗”风险的时候，人们又痛斥禁止令损污爱情，我们能不能不这么分裂呢？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师或学生，最好还是克制一些，等待《毕业歌》唱响的那一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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