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题之前，先说两句题外话。
在中国，党内文件的层层传达，有严格的程序控制和时间流程。
我说的是四中全会的《决定》。会议结束后四天，这篇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的文献，依然没有对外公布。今天习近平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再次让这种“好奇与期待”进一步加深。在平铺直叙的通稿结束处，赫然有这么一句—
“要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
180项，从数量上，堪比三中全会的50条重大改革纲要条目。
虽然到目前外界依然无法获知详细措施，然而，有人已经“先睹为快”。
这其中，就有军队。
军报头版纪念的时间节点
在10月25日的新闻中，总政于当天下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稿子写道：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重点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工作报告、对《决定（讨论稿）》的说明、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学习的文件，全都属于“内部”。
军队内部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其落脚点自然在“依法治军”上。而今天的《解放军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长篇述评
《永远的生命线—写在古田会议召开八十五周年之际》
虽然岛君对于国社的述评风格不甚感冒，然而学习四中全会与“古田会议召开85年”的时间节点金风玉露一相逢，还是颇为耐人寻味。
因为，和“三湾改编”一起，古田会议确立的，是“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换句话说，依法治军的改革方向，首先还是贯彻在党领导军队的政治原则下的。
在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党报头版的编辑，一般说来首先头条有事件报道或述评，今天解放军报《永远的生命线》一文即属此类。而在另外的显要位置，则会配发评论员文章，表明党报态度。翻看《人民日报》，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而在今天军报，也有这样一篇评论员文章：《把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三谈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性感召力》。
军报已经连续三天发表评论员文章纪念古田会议了。
纪念古田与直斥“军队国家化”
85年前的古田会议，召开福建上杭县古田村。这个县，也是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张德江的联系点。
在历史的叙述中，当时改编不久的红四军于1929年1月进军赣南、闽西，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随着军队扩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频繁的战斗中，“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军内出现了大量被毛泽东后来撰文分析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思想倾向。之后，以毛泽东这篇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第一部分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仍任书记。而在今天军报6版，由驻扎广州42军的陈杰所撰的《在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中铸牢军魂》一文中，更是旗帜鲜明地说道：“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要在坚定立场上不含糊。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
“军队国家化”是搞乱思想、拉出党的旗帜，话说得还是蛮重的。
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所谓军队国家化，即认为军队应该中立，从属于国家，不受党派利益影响的观点，和“军队非政治、非党”的论断有一致的理论核心。
在毛泽东写文章的当时，还没有如此成型的理论，当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是“认为军事政治二者对立”，严重些就是“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在他的分析里，这一方面是政治教育不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雇佣军队的思想”。
毛泽东的论断，实质上已经从理论上切断了“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革命年代的斗争经验，发展到和平执政的新时期，原则依然未变。邓小平在晚年即有论断：“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换句话说，在中国现有的体系下，军队的隶属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国家。
为何今天重提古田？
时间节点自然是直接原因。如此重要的历史会议，逢五、逢十的年份，自然要纪念。
另一个深层原因，则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谈论“依法治军”方向时依然要坚持的原则：党的领导。
侠客岛在10月23日晚的解读文章已经指出，在公报中出现13次的“党的领导”，实质上意味着“中共现在既要活力又要秩序”，不仅强调党的领导对秩序的作用，也指向“执政党的自我约束”。
而在军队问题上，这种“秩序”和“约束”的意义就更为突出。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曾撰文分析“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
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
然而，从学理上说，则需要理解政党、国家和军队三者间的关系：“任何国家的政府（通常也是国家的代表）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正是因为政府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执政党对军队必然产生影响……即使在民主国家，尽管宪法规定军队为国家所有，但这并不表明政党对军队就没有任何影响。以美国为例，共和党执政时期共和党对军队的影响要多一些；同样，民主党执政期间，民主党对军队的影响就要多一些。这种情况表明对军队、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光作理论上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要作行为层面的解释。”
他分析说，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远较西方发达国家复杂”。而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关键并非看军队名义如何（英国军队到现在还叫皇家军队），而要看文人是否能对军队形成有效控制。在经历了清代以后动荡局势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以党立国”的政治传统，因此国家、政党、军队的关系更为密切。他总结说：“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成为现存体制的民主化，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视为是民主化的障碍。”
而如果要按照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谈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在中国，所谓把军队“非党化”的论断很难找到法律依据—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早已法律化，写入上世纪90年代通过的《国防法》。
所以，在今天讨论“军队国家化”在中国是否有土壤、有前途，是一个没有太多实际操作意义的伪命题。更应该关注的，倒是如何在依法治军的前提下推进军队改革，实现强军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受到军队贪腐大案而提上日程又已成文的《深入推进事业经费标准化建设总体方案》，还是四中全会提出的军队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属此类。（文/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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