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议事协调机构，仅湖南就减少1.3万余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协调机构”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协调机构”过多过滥的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的漠视。（新华网10月22日）
这类协调机构，是指为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合作、协作机构。为何要设立协调机构？一方面是因为，面对重要而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性事件，其工作职责一时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多机构“联合攻关”，甚至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才能有效完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各职能部门重视程度，防止它们互相推诿，而把大家“捆绑”在一起。
由此可见，设立“协调机构”的终极目的，是为减少层级、协同作战、提高效率。然而，当它的设立成为应对临时性任务、突发性事件的“万能钥匙”时，当它成为突显“领导重视”的“样板戏”时；当“协调机构”越设越多，以至于领导都不知道他们“挂帅”了多少“协调机构”时，“协调机构”也就严重走样了。最常见的两种情形是，它成了“纸上机构”，只知道干开会发文的事；“协调机构”成了“空壳机构”，长期“沉睡不醒”，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也不终结其使命。
尤需诟病的，一是一些“协调机构”照样成为“推诿机构”。一些跨部门事务貌似几个部门都在管，实则几个部门都不管，尤其是在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的多头管理往往可能沦为“多不管理”，降低行政效率。正所谓“九龙治水水不治”。二是一些“协调机构”纯属因人设事、因人设岗，人浮于事。比如有的“协调机构”在整个机构下面又分设几个协调小组，组长、常务副组长、副组长等一干人赫然在列。
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些“协调机构”几乎成了“懒政机构”、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机构。有的“协调机构”，比如某些地方的“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等，还成了谋取多个部门利益的“创收机构”—以“协调机构”的名义下发文件，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
砍掉13万“协调机构”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最要紧的是建章立制，从制度上控制“协调机构”的总量，比如同一领导挂帅的“协调机构”不能超过多少，省市县（区）各级“协调机构”不能超过多少；从制度上明确它的职责权限、存在时限、社会监督渠道，以解决其运行混乱、职责不清、民众难监督等问题。若不能从制度上制约，“协调机构”也会陷入“清理后再出现，出现后再清理”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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