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公布彩票中奖者身份并不侵犯隐私

　　中国观察

　　刘远举专栏

　　太原一位彩民用100注倍投的方式，中得了双色球头奖，奖金高达5.2亿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引发对彩票公正性的质疑，有人提出应该公开中奖者的身份，也有人认为，人们可以质疑相关部门，要求相关部门公开信息，但不能要求公布中奖者的身份，中奖者个人并没有释疑的义务，这些质疑侵犯了私域。

　　关于彩票管理机构释疑、公布信息的义务，其中最大的信息就是中奖者的身份。关键信息不公布，彩票机构释疑的义务实际上就被消解了。比如，中奖者在某一个号码上下重注中巨额奖金，彩票机构只需回答：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那么，这个彩民为什么下重注、以前的投注习惯是什么，一切都没有了查证基础。

　　至于公开身份的提议，也不是说要把以前中奖的人的身份都公布出来，而是说以后该怎么办，也就是说不是要针对个人，而是要修改彩票规则。彩票是一个公益事业，属于公共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规则本身是一个公共规则。

　　有人认为，公共规则当然不应该针对私人，进入私域，那么，中奖拿钱到底是私域还是公域呢？

　　彩票奖金池中的钱都是彩民的钱，更广义地看，中国的彩票都是官办的，不是市场化运作，彩票奖金池里的钱都可看做财政的钱。也就是说，即使彩票收益没有公益性，也具有确凿无疑的公共性。

　　所以，拿这笔钱，当然就不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消极自由。并不是说，我自己挣的钱不要你管，而是公众按抽奖规则给了你一笔钱，钱可以说是来自运气，但更本质地说是来自规则。那么，既然以公共规则拿钱，当然不能拿完钱就翻脸不认，说什么私域。

　　实际上，修改规则，公布身份，并非直接针对具体个体，而是针对具有某一类特征、进入一个特定领域的人。当人主动选择进入公域，当然就不能拿隐私说事。

　　某种程度上，中奖者与公务员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前者凭运气与规则拿钱，后者凭劳动拿工资，相同的是都拿了政府的钱。那么，如果拿了政府的钱的公务员应该公布身份、收入，那么拿了巨额的政府的钱的中奖者是否也该公布身份呢？答案很明显。

　　实际上，对特定领域的人的某些限制一直广泛存在。个人进入公域，理当接受公共规则的限制。比如，进地铁行李要接受安检，坐高铁还要被搜身。实际上，在一些私人领域，人们也需要接受一些规则，比如，打麻将要露出手，在赌场里面不能遮住脸。

　　反对者还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亲情关系密切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大奖信息一旦暴露意味着无尽的麻烦，甚至终身要在压力的阴影中生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是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国外就完全没有人情。从国外中奖者的情况来看，一样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国外要求中奖者身份透明，不是没有面临这些困境，而是说与整个彩票的公开性、透明性相比，这些考虑就退到了次要地位。

　　回到中国的情况上来，当然应该承认中国更加“人情”一些，中奖者会遇到的烦恼与骚扰可能会大过国外的幸运者。有很多人甚至称彩票是一种智商税，意指相信彩票能中奖的都是傻子。彩票的信誉到如此地步，这个局面难道不早已压过了中奖者的那一点幸福的烦恼？

　　美国有专门的《记录公开法》，规定中奖者必须公布姓名和所居住的城市等个人资料，公民有权到政府部门查阅相关资料。有人认为，查阅与公开意思不同，但是，字面意思虽不同，实质却相差不多。道理非常简单，既然是公民有权查阅，口口相传是完全无法阻止的，那么这种无门槛的查阅又与公开相差多少呢？退一步讲，相关机构不主动公开中国彩票中奖者的身份信息，仅供公民查阅，也已足够。

　　其实，没有哪个彩民会在中奖之前就考虑巨额奖金的烦恼，只会想到奖金带来的兴奋。任何一个彩民，只要他想中奖，只要他在乎自己的钱，当他没有中彩票之前，他就一定会举双手赞同这种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规则，因为这种规则有利于他中奖，不受蒙蔽。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彩票事业，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信息，只会有利于彩票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

　　彩民才应该是彩票规则的制定者，既然规则的制定者不反对，而彩票事业也能受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反对这个事情的人到底是谁，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