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为贪官改笔录”需要另类解读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然而，随着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纪委调查，却牵出了案中案。被盗后，赵兴华在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已！”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1日《法制晚报》）

　　明明被盗100万元，最后的口供笔录却被改成了6040元，如此巨大的差异不是贪官“不差钱”，而是心有焉焉下的“断尾求生”。在“小偷反腐”成为一种潮流之时，原本应有的续集却因为办案警察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而中止。反腐调查无意中扯出了案中案，“我为贪官改笔录”的案情也终于浮出水面，相关人员被追刑让人大快人心，也应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老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让人改笔录”并非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一人之举，几乎所涉“偷官”之地都概莫能免，由此可见“心中有鬼者”不在少数，也难怪有小偷“专偷官而不偷民”。稍懂法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偷盗一百万元和数千元之间，在量刑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巨偷和小偷之间也在天壤之别。怪不得小偷都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源于他们偷的对象都在“求求你改笔录”，并造就了小偷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由此不难看出“权力的凶猛”，在“权力通吃”的语境下，这样的状况几乎无法避免。别说普通民警，就是职务和级别更高者，恐怕也很难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更何况还有“政府发函法院”等赤祼裸的权力干预，不改变司法成为行政“家丁”的现实，不确保其应有的独立性，那么类似的情况无法杜绝。从某种意义讲，强化对权力的治理和约束，将其真正关进笼子里，既是对他人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因而，加强权力约束不仅是对权力者本身的保护，也是对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并给其他群体提供安全保障。时下腐败现象出现“窝案化”的趋势，往往就是“扯出一个萝卜带出一堆泥”，既说明权力的失控导致其滥用的扩大化，又说明若不加以限制将会形成连锁反应，并造成危害的扩散。“我为贪官改笔录”是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表现，但若是限制了大的权力滥用，这种情况或许就可以预防。正是因为对权力控制失灵，才使得其他看似有效的手段，都未能发挥作用，反倒成了帮其脱罪的工具，一些人为个人利益还会有意“媚权”，比贱和比坏的官场环境和体制生态就会形成。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真正要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并不容易，否则应有的约束机制包括司法公正都会走向反面。权力滥用的危害性在于，其不仅因为自身的行为而形成危害，还会影响和带动其他力量的参与，导致权力滥用的扩大化，从而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关系。“我为贪官改笔录”更说明，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而盯紧每一个权力者，将所有的权力都关进笼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为贪官改笔录”需要另一番解读：权力滥用的破坏力和危害性比想像中严重，小偷反腐不足取，权力反腐也难治本，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的制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堂吉伟德） [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