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3所大学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就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集体发表意见。对此，有人点赞，坚决反对“西方价值观洗脑”；也有人心怀疑虑。媒体上，满是北大党委认为有人“借学术攻击党”、复旦反思意识形态认为“有教师出国太久价值观模糊”的报道。话是那么说，但感觉有点怪。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仍然十分重要的今天，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应有之义。高校是产生新知和思想的母机，是思想交流和观点交锋的舞台。影响了这群思想的“母机”，就能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以，对于北大、复旦和中山这样的重要大学而言，再怎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都不为过。只是，对一群以讲道理为业的教授讲道理，跟一群以思考为业的学者谈思考，告诉一群每天教导学生的老师是与非，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容易做的事之一了。
打铁还要自身硬，高校党委作为校园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者，如果要能向知识分子讲清楚，那么首先要自己想明白。经典要熟、道理要会，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真正理解当今时代的中国，理解她的发展和困难、成就与失误。这样，才能在做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且，不仅要道理讲得好，更要行动做得好。党委做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知识分子也会盯着党委。如果党委一边讲道理，一边却是沽名钓誉、钩心斗角，靠拆楼扒路搞政绩，用人事职称折腾人，那只能是适得其反。
也不能再用灌输的老法子。知识分子做学问，靠的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精神，学术的真谛也在于创新发现，而不是鹦鹉学舌。所以，简单地用告诉小学生正确答案的法子来向知识分子灌输，多半事与愿违。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新中国6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更不要怕知识分子在国外待久了。事实上，有过长期海外经历的人，如果能够独立思考，会更容易理解和体会祖国发展的不易，更愿意为她贡献智慧。正确方式是，用符合高校特点和学术规律的方式来引导知识分子，鼓励他们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从而创新理论。对于高校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形态的竞争，主要还是理论的竞争。理论也是竞争力，如果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一套有解释力的理论，意识形态工作也会更好做。
最重要的还在于，学校进行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与知识分子打成一片，要真正接地气。无论灌输、说教还是指示，都是以一种外在者的身份颐指气使，有时候哪怕讲得有道理，知识分子也未必买账。因此，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应相信知识分子、尊重高校师生，走群众路线，平等讨论，真接地气，想其所想，为其服务，一起思考和解释中国，一起进行中国的理论创新。(作者是《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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