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追溯往事，是否能如我们希望的，2014年的8月能成为缓解中国医患紧张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这个8月连续发生了多起足以成为当日头条的医患冲突：20日，湖南岳阳一名男子抢救中死亡，部分家属侮辱医生、打砸医院，导致该院医务工作者上街；16日，北京宣武医院有患者家属强抢尸体；10日，湘潭县一产妇手术后死亡，手术医护人员全体躲避，家属则怒而打砸医生办公室……
恶性冲突如此密集，提醒我们，解决医患冲突已经刻不容缓，再不发力根治恐成当代中国又一“顽症”。至于各地在处理具体医患冲突时习惯依靠的诸如领导批示、上级指示、主管机关高调表态、司法机关强力介入……治标却不治本。要从根本上缓解并最终构建良性的医患关系，必须从导致医患紧张的病灶入手。
病灶在哪里？我们认为，是中国医疗供给结构性严重失衡。事实上，对于这一点，政府和许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并多次采取措施试图加以改善，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每一次的新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失衡愈发严重。
这一点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就能看得出来。截至当年4月，中国（除港澳台外）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达到97.9万个。只看数目字，平均每1400人就对应一个医疗机构，中国人理应觉得幸福，因为这是一个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甚至已经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准。
但如果对数据做进一步剖析就会发现，在中国近百万医疗机构中，医院约2.5万个；医院中公立医院有13381个，其中三级医院1829个。而统计数据显示的中国人就医习惯，每10个看病的中国人就会有4人选择“医院”，会有1.5人选择三级医院。中国医疗卫生机构2013年总共接诊数73.1亿人次，其中三级医院诊疗人次为12.4亿人次。简单算一下就知道，大约17%的“中国病人”在打破头“竞争”千分之二的医疗机构。
中国近些年医疗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努力实现病人就医的合理分流。然而，数据显示上相关的举措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近几年，选择在三级医院就诊的患者几乎呈井喷式增长，仅仅2013年，三级医院新增就诊就达到1.5亿人次，占当年新增总量的1/4。这是结构性失衡的表现之一。
结构性失衡的表现之二，2013年居民到医疗机构平均就诊5.4次，这个数据虽然和福利国家没法比，却排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前，比没有全面实行奥巴马医保的美国还高1人次多。但是，中国就诊人次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严重失衡。京上广等地人均就诊近10次，接近韩国、日本，远远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而许多中西部地区，人均就诊常常不到2次，只比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好。一边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一边是医疗匮乏。而这两种情况相对比较容易引发医患对立。
结构性失衡的表现之三，如果从医生年人均接诊数来看，中国医生2011年人均接诊数2541人次，远远低于日韩的6500人次，比马来西亚的3000人次也低。但中国现实，制度设计上原本应该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工作量严重超标，而制度设计上用于提供基础服务的则严重不饱和。
结构性失衡表现之四，是中国其低无比的诊断费，比农民工搬砖还不如。医生是专业技术活，一个医科学生从跨进大学校门到上岗，少则六年，多则八九年，然而即使缴纳了高额学费终于获得医师资格，在大多数公立医院，门诊普通号的常规诊断费大约在6-15元。在中国近些年的几轮医疗改革中，为了保证病人能看得起病，医生的基础诊疗费是被国家政策最严格控制增长的。医疗服务，或者说医生专业技能的中国定价已经严重背离了其真实价值。
由于字数所限，在此，我们很难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并展开论述。不过原则上，取消医疗价格管制是必需的，尤其是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费必须往上提。应该开放医生自由执业，这样，社区的私人诊所提供的全科医生服务就可与三甲医院相媲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往三甲医院挤了。这些应该成为共识与医改的方向。
事实上，在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的国家，患者和医生常常拥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这从语言上就可见一斑，外国人看病常说“看医生”，中国看病常说“去医院”。什么时候，中国习惯了看医生，或许中国的医患矛盾就能摆脱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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