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27日）有媒体报道说，8月24日前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外出回京时，在机场被带走调查。据报道，曹长庆本来已于今年5月退休，此番落马可能是被国家能源局腐败案牵出。该报道还称，在国家发改委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策部门中，曹长庆的位置相当重要和敏感，以致“一位电力业内人士表示，听到曹被调查的消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发改委价格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审批权力太大，‘是权力最大的国家发改委内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
曹长庆是国家发改委第八个被调查的官至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如果从被调查官员的人数看，国家发改委应该是最近两年被调查的司局级以上级别的官员最集中的地方。但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而完全在人们的合理推测之中：显然，如果反贪如火如荼，而堪称所有现存国家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发改委却平静如常，那才是反常；如果发改委下辖的一些部门贪官频出，而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发改委竟可身陷其中而不染，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这等怪事要是存在，那所谓的吏治制度建设就纯属多余——把国家发改委办成官员培训学校岂不是更简单？
权力对人的诱惑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此即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权力本身并不等于邪恶，权力的运行也不等于犯罪。其中问题全在权力的设置是否得当，以及权力有无限制、有无制衡、有无监督。从国家发改委“总理之下，众部（委）之上”的实际权力层级看，从其主导国家经济运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国家发改委的权力之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以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经济运行所需。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投资结构越调整越扭曲，以致“调结构”永远成为连续多届政府经济工作主题的现实，以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跑部钱进”的现象愈演愈烈的现实，都说明了这种过大权力于国家、于经济、于国民的非必要性。
不仅非必要，这种权力的存在，只会剥夺民众对经济增长的感受能力，只会剥夺民众的幸福感。如上述报道所称，在2007年8月猪肉等食品价格暴涨，作为价格司官员的曹长庆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仅为每人每月增加支出12元左右……还是在2007年，在房价前所未有的暴涨面前，曹长庆却表示有部分原来涨得过高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往下走了……2010年，当有人援引纽约市场原油价格和外汇牌价，同步对比中国油价，认为中国油价涨多跌少、涨快跌慢时，曹长庆对此回应说，“涨快跌慢”完全不存在，国家不仅适当控制调价幅度，还经常推迟调价时间……
但是，毫无疑问，官员是格外喜欢这种权力的。这种权力，加上大企业垄断的格局，就形成了这种过当权力的设租、寻租、汲取以及输送利益的环链。这样的权力也是当前不尽合理的利益结构的最大支撑。而腐败则正是掌握这种权力的官员行权作为的动力来源。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其回忆录性质的谈话录中，抨击过国家发改委前身机构中的“处长专政”现象。现在看来，“专政”的现象之所以存在，还不在于“专政”的施者是处长还是司局长，而完全在于处长、司局长们手中的权力。只要这种超常、超大、超当权力存在，并且不能加以有效限制和制衡，那么，这种权力机构的官员的腐败就不可避免，贪官也很难抓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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