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纪委带走调查，王女士想疏通关系让丈夫获释，结果被骗走1460万元。记者8月9日获悉，北京市高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任鹏宇无期徒刑。（8月10日《京华时报》）
如果有亲属被司法机关带走，公民的第一反应应当是，马上找到律师，从法律上来帮助亲属找到无罪或者轻罪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但许多人马上想到的是找有关系、能手眼通天的人来“捞人”，即便是找律师，他们也往往是希望律师能与司法机关“勾兑”，去“捞人”。
别怪王女士幼稚，当年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不也在被中纪委调查期间，病急乱投医，被骗子骗去200万元吗？还有，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刘志军授意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捞一捞何洪达”。随后，丁书苗出资4400万元找人“捞人”，后来发现是一场骗局。那么，小到王女士，大到铁道部长，为何不约而同地想到“捞人”呢？
因为，“捞人”的生存土壤是真实存在的。某种程度上讲，王女士之流之所以上当受骗，并不是因为他们傻，而可能是他们没有找对人。譬如说，他们能像当年的刘汉一样，能找对人，也许他们的家人也能“捞”出来。当年，刘汉被列为公安机关查处名单，但他花巨资攀附上某位领导，就将他从查处名单上撤除。再不济，能像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一样，找对人来“勾兑”，在法庭审判中造假立功，在监狱里造假材料，搞减刑，也能在很短时间内出狱。
如果找的人恰恰是地方主要领导，而犯案的人本身是当地企业纳税大户或者招商引资的企业老板的话，“捞人”就可以用政府“红头文件”堂而皇之地进行。譬如说，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娄底市委政法委“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据说，这个红头文件的出台，也是李的家属找到了当地的主要领导。如果王女士找到了某些有权势的官员，说不定也能得到一纸“红头文件”，那时，说她找人“捞人”是幼稚，那还不知谁真的“幼稚”呢？
另一方面则是，在一些地方，如果你真找律师而不去找关系的话，你根本无从为家属争取无罪或者从轻、减轻的机会。因为，在一些地方，案件是“内定”的，公安机关做好饭、检察院就端饭，法院就照样吃饭了。所谓的律师在庭审辩护，不就是走走过场罢了。
所以说，之所以“捞人”的骗子如此风行，是因为真实的“捞人”环境存在，而这幕后则深刻反映了当下某些司法的真实面目，那就是司法腐败的存在以及行政权力干扰司法的现状。正是腐败的官员让“捞人”的潜规则真实存在，骗子们才会大行其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打击司法腐败和健全司法体制，让“捞人”潜规则无处藏身，骗子才会失去行骗的土壤。幸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又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捞人”的骗子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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