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害人父亲服毒，被告人就无罪变死刑，这无疑是案外因素影响司法裁判的典型。
日前一则被冠以“司法恶例”的旧案，成了新闻。据报道，1996年8月，安徽阜阳市大周庄发生命案，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其女当场死亡。村民周继坤等五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因证据不足，阜阳市中院本已决定宣告五人无罪。之后周继鼎于法院内服毒自杀，阜阳市中院经重新评议决定判处五名被告人两人死刑、一人无期、两人15年有期徒刑。十几年来，服刑中的被告人及其亲属始终未放弃申诉，而直到近日才被媒体注意到。
这起旧案之所以引起关注，一方面或与当下着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司法大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若报道属实，那它就是“大闹大解决”绑架型司法的典型个例。
从报道来看，在该案中，当地警方、检方在案件侦查与审查起诉环节上，堪称漏洞重重。本来，如果案件能不受干扰地正常审理，当地法院在控方证人当庭翻供的情况下，经合议庭和审委会评议认定证据不足，应按“疑罪从无”的刑诉法精神，宣判被告无罪。然而，在被害人父亲周继鼎蹊跷地提前获知审委会评议结果，并赶在案件宣判前到法院服毒后，这起相对单纯的案件因“出了人命”而变得复杂起来。
就事论事，被害人父亲的服毒身亡，是他个人的情绪性作为，与法院并无直接关系，不能据此而打乱正常的审判步调。可在涉事法院领导看来，案子还未审结，就闹出了人命，可谓事态严重，所以判决结果根据领导们的“批示精神”直接改变。
因被害人父亲服毒，被告人就无罪变死刑，这无疑是案外因素影响司法裁判以致酿成疑似冤假错案的典型。一直以来，一些地方在维稳大于维权的思路下，司法实践中长期通行的是“谁会哭谁有奶吃”，大闹大解决。从唐慧闹访事件到本案中被害人父亲的以命死磕，某些司法机关都毫无例外地迁就了受害方情绪，而酿成了疑似枉法的裁判。
而今该案重新受到舆论关注，安徽高院昨日也表态，已责成相关部门立即调取该案全部卷宗，组织专门人员认真进行审查。这有望开启错案纠偏程序。但置于整个司法实践与改革的框架下，也许我们更应据此反思绑架型司法的积弊，让罪刑法定、程序正义等原则在个案中得以重申和实现。
□刘显刚（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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