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像狗仔队一样紧盯住官员

　　作为对官员“爱护”的一种方式，跟拍越来越显得卓尔不群。南都报道，深圳两男子跟踪拍摄横岗街道劳动管理办公室主任陈某八天，指陈某存在公车私用，迟到早退，得到龙岗区纪委回应。涉事干部被诫勉谈话、责令检讨，龙岗区纪委亦表示，欢迎社会各界对该区的监督。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两男子曾多次想找陈某办事，但是陈某均不在办公室，加上陈某平时在工作中，对待前往办事的人员和企业“比较嚣张，态度蛮横”，因此想到用此方式来监督他。不知道会否有人苛求跟拍者的所谓“动机不纯”，但即便真的就是动机不纯，公民监督作为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恐怕也只看证据、问结果，难以去苛求什么动机。

　　毕竟，现行《宪法》明文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要检举，就得有证据，耗时八天，无死角跟拍涉事官员的一举一动，器材、车辆加上人力成本，这证据的取得，可谓扎实。当然，这还不算最夸张的跟拍案例，此前，上海高院法官爆出集体嫖娼丑闻，便是由认为案件被枉法裁判而“生监督之心”的跟拍者，用近半年的时间跟踪拍摄揭出，这背后的艰苦，旁人恐难体会。相较于公民单枪匹马的监督行动，媒体更是职责所在、肩负监督使命：2014年初，南都记者连续跟拍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处处长傅贤达，发现其“每逢周末都驾驶公车去打高尔夫球”，连续报道直至该官员被处理。

　　跟拍作为一种非常规手段，以前或许更多在娱乐新闻报道中出现，娱乐记者也因此被冠以“狗仔队”的称呼，而相较于明星来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官员，其更应当接受和面临社会公众的无死角紧盯和监督。已经很少再有人用官员隐私权的理由来抵制社会监督，毕竟官员执掌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便来源于社会公众自身权利的部分让渡，官员隐私权的边界在于其与公共利益关联的密切程度。像狗仔队一样紧盯住官员，对公职人员来说，不啻一次迟早要面对，且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

　　专注跟拍很辛苦，成本也不小，但以“随手拍”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则要轻松、便利得多。需要强调的是，狗仔队式跟拍、监督官员，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障碍，关键在于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这种跟拍监督的行为能够“免于恐惧”，不遭遇打击报复，不会投诉无门，更不能杳无音信。监督有证据，举报要有回音，如何惩处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在公民举证之后，更将有关部门的处理反馈程序置于全社会的围观之下，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还是真能做到严肃处理、绝不宽纵，则又是新一轮的监督成果测试。

　　无独有偶，或者说不谋而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首页开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鼓励公民积极举报身边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各地纪检部门旋即响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发动全民反腐。4月底，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五一”小长假反腐征集令，号召网友通过微博、微信、APP等方式曝光各类新型腐败手段和利用新型腐败手段行贿受贿的实例。眼看纪委反腐、纠风马不停蹄，一机在手的网友“随手拍帮帮纪检委”，几乎可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权力就该活在聚光灯下，而且越来越趋于全天候、无死角的全民聚焦。大幕已经拉开，不是想合就能合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