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退休高官做独立董事 不妨先财产申报

　　退休官员去哪儿，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退休高官做独立董事的现象每每被诟病，年年都还在。根据同花顺iFind不完全统计，截止到4月21日，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又称独立非执行董事，根据证监会的相关法规，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简而言之，即以不在公司任职、不参与具体事务亦不持有公司股票来保证其独立判断为公司出谋划策，旨在维护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防止一股独大。2001年中国正式引入独董制度，但由于独董由董事会提名，难免出现人情董事，独立性先天不足，且缺乏健全的组织机构，独董很难发挥作用。于是，独董在中国地位很尴尬，大多沦为多拿钱少干活的虚职，甚至出现内幕交易等违法事件。

　　上市公司的独董主要由高校专家、其他公司高管、会计师或律师等专业人士以及官员四类人组成。如果说前三类均存在专业的想象空间，官员这一类别带来的想象空间则主要是令人浮想联翩的政商结合。

　　独董的工作状况缺少公开报告与评定，公众本难获取信息，内部操作更为容易。加之某些任独董的退休官员与公司领域八杆子打不着，难免令人质疑其凭借何种经验或能力作出独立专业判断，履行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的职能？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讲，上市公司的算盘更多是打在利用其人走茶未凉的沉淀影响力上，以退休官员的社会资源与人脉为公司谋利或获得法外之便，提供丰厚薪金让他们发挥“余热”，与公司“互利共赢”。但官员独董为公司打人情牌谋利之余亦可能引发事故，前年韩国釜山银行发生导致若干分行停业的挤兑风潮，正与银行聘请前高官做独董或顾问进行游说活动有关。

　　不过，那些在任期间与公司有密切业务联系的退休官员任独董，引发的质疑声更大。无疑，如曾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担任光大银行独董，原央行副行长刘廷焕受聘交通银行独董，曾在银监会任职的邓瑞林与刘南园分别任兴业银行与平安银行独董，在专业素质上更有说服力；而如曾任贵州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程文鼎出任其辖内的贵州茅台独董，亦可说更了解本地情况———但更难避开的是瓜田李下之嫌。既然在任期间与该公司业务有密切关联，本理应回避，而中国的独董可计薪又无规则，因而不乏高薪，在任时进行利益输送、退休后收割成果的“期权腐败”可能性与“可行性”极高，且无从监督。

　　我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去年7月中国重汽新聘的三位前官员独董退休均未满三年，被媒体爆出后仅辞任了事并未透露详细原因亦无开展任何调查。去年10月，中组部下发“18号文”，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其后据媒体报道，有逾60位独董宣布辞职，其中有多少是不满足规限的退休官员不得而知。

　　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这扇“政商旋转门”，缺乏实际监督，难防利用其沉淀影响力进行利益输送或实现“期权腐败”。如果没法避免，不妨效仿他山之石，要求离职官员于企业兼职时，本人与其亲属均进行财产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