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荷华州前议员格雷格·库萨克（Greg Cusack）珍视历史经验，近期还呼吁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说公道话。在本文中，他从美国人的角度阐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对日本右翼行动反应强烈。而后自然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渡到美国国内大肆迫害异见人士的“麦卡锡主义”，认为正是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导致了两国之间的隔阂与对抗。在Cusack眼中，强权政治的老黄历是穷途末路，中美应该开拓一种新关系，而美国更应该首先伸出友谊之手。】
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让我深受启发的同时，也让我心情难过：深受启发，因为读完全书，我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许多事情；心情难过，因为米特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中国人民长期遭受的暴行。
尽管我在攻读研究生阶段就知道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在二战中死亡，但得知超过两千万中国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遇难，我还是震惊了。
因此，我希望本书能在美国国内列为必读书目，因为该书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美国公民了解中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了解当前变化莫测的中日紧张局势。
这本书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心情——为什么日本一提“爱国主义”，一出现修改二战后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的念头，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就寒毛直竖。我对日本局势也颇为警惕！
这本书也能为西方提供他们所急需的、解读中西关系复杂历史的切入点。中国现在之所以怀疑西方，根源就在于那段丑恶的过去，西方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侮辱中国的古老文化。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偶尔会让西方觉得“过于张扬”，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依然希望中国“牢记自己的位置”，并且像从前一样对西方百依百顺。
身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深知整个十九世纪，在西方势力的反复欺凌下，中国这屈辱的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但在翻阅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西方国家的盟友，遭遇竟如此悲惨。
下面这段节选自《被遗忘的盟友》（第243-44页）：
问题在于中国与西方透过几乎完全不同的镜头看待中国的角色。对于西方同盟来说，中国是一个乞求者，一个双膝跪地、遭受重创的国家，静候英美国家将它从日本的手下拯救出来。而在蒋介石和许多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轴心国的头号也是最为始终如一的对手。尽管有无数次从冲突中撤离的机会，中国却在外界援助似乎遥遥无期之时选择继续战斗，现在它被作为平等力量来对待，当之无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自身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是忽冷忽热。
一方面，罗斯福总统个人同情中国人，强烈支持中国成为平等的同盟国，尽管英国担忧崛起的中国可能染指其在东南亚幅员辽阔的殖民地。
但另一方面，美方派来联络对华关系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Stilwell）却一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调动中国军队时无视蒋的意见。他甚至非常鄙夷蒋介石，私底下称他为“花生米”（观察者网译注：the Peanut，意指笨蛋、没用的小人物）。
阅读史迪威的材料，我常常掩卷皱眉。他大概就是那种“丑陋的美国人”，总是惹恼不同文化的人——飞扬跋扈、自以为是。
尽管史迪威制造了重重困难，美国对毛泽东的总体态度从最初的中立转向了积极的一面。
他（毛泽东）共产党员的身份自然在华盛顿引起诸多不安与争议，但他目标明确、组织能力强、关心延安地区农民，给一些来自美国的访客——包括平民和军人——留下了非常正面的印象。
相比之下，尽管蒋介石给人以强烈的反共形象，但他偏爱尊卑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对平民则有点儿漠不关心，给大多数美国访客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毛泽东那么正面了。
麦卡锡的政治迫害
出乎毛泽东和蒋介石意料，战火很快停息，美国酝酿能使毛蒋二人妥协的可行方案，免除中国内战之苦。然而，二者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差距太大，妥协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将毛泽东在1949年的胜利视为华盛顿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失去”中国的证据（就好像中国属于哪个外国人，而不属于中国人民似的！）。
这项指控是美国右翼势力复苏的一部分，紧随发生的朝鲜战争和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起的政治迫害则推波助澜。麦卡锡无端指控中共广泛渗透美国各级政府部门，把政治迫害粉饰成国会听证会，在全国广泛传播。
美国国内这段丑陋的时期进一步破坏了数十年来的对华关系。实际上，直到七十年代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做出英明决定，访问中国并接受对方领导人的盛情款待，局势才渐渐改善，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显然是注定要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我们想知道：两国关系是否注定不断重蹈覆辙？或者双方都能从思想桎梏——这种桎梏扭曲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掩盖了新的机会——中解放出来呢？
右翼势力强迫美国继续宣称中国“不能被信任”。
在他们看来，美国对中国的姿态应与冷战年代对前苏联的一致——当年美国利用贸易壁垒和军事联盟包围苏联，遏制苏联侵略邻国。
这种说法谬误不少。打从一开始，美国领导人就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四处结盟友好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为了降低西方再一次入侵俄国的可能性。他没忘记——似乎许多西方人忘记了——祖国曾遭受法国1812年和德国1941年的侵略。
斯大林还记得，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不久（观察者网译注：即十月革命），西方列强出手干涉，协助“白军”对抗“红军”。
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现在的中国许多方面都与十九世纪初年幼的美国所面临的处境相似：自信力与实力都在增长，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平等相待，知道那些大国在历史上并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
如果美国能够意识到这个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机会——当然首先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并朝着互相信任、互相依赖的伙伴关系发展——那么十有八九这两个国家能够共同协作，创建并维持亚洲及其它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
或许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我认为唯一正确的是，美国应该首先真诚地伸出友谊之手。短时间内，中美大概还无法消除猜忌与怀疑，但是各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得越多——政府间、军事、民间——那么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友谊就越有可能开花结果。
而另一种选择，回到过去那种强权政治的老黄历，已然在上个世纪就被证明是穷途末路。
我们是否有勇气探出一条新路？为了所有死去的人们——中国人，俄罗斯人，亚洲人，欧洲人以及美洲人——那些付出无数代价的人们，我们要放手一搏。
作者曾任美国高校历史与政治科学高校教师，美国国家天主教农村生活会议主席。他还曾任美国爱荷华州众议院议员，2004年从爱荷华州政府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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