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派人士陈方安生、李柱铭受美国副总统拜登接见一事，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事情已大致过去，但议论仍然有，因为陈李事后的兴高采烈反映了部分反对派人士“挟洋自重”的典型心态。挟洋自重不仅是香港反对派之间的基础性流行病，也是大中华社会里一些力量的老毛病。对此是值得说道说道的。
挟洋自重成为一种政治选择，根本原因是历史上“洋”的力量太强，与中华力量不成比例，洋人说几句话，就很管用。香港做了一百多年殖民地，部分人迷恋西方的权威，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世易时移，香港回归祖国后，带来了其与世界各大力量政治关系的深刻变化。我们说香港的普选安排是中国“内部事务”，这不仅是原则，也是铁定的事实。因为无论华盛顿还是伦敦，即使有干预香港政治进程的愿望，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西方能在香港搞渗透，添点乱，但这一切不可能在香港造成反对派所希望的政治结果，换句话说，西方对香港早就不再有实质的政治塑造力。陈李受到拜登接见，他们和支持者显得挺激动，这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
香港如今的政治地位非常清楚，全世界都能看懂，真正糊涂的好像就是反对派里最激进的那批人。由于这个大认识的错乱，反对派对其自身性质的认识也是糊涂的。他们不仅要做香港的反对派，似乎也很想做整个国家的反对派，加上有一些西方力量的支持，他们觉得特区政府和北京都应当怕他们，13亿中国人也应让他们几分。
不能不说，在香港落实基本法是个不断往前走的过程，存在反对派与特区政府甚至中央的某种博弈是自然的，但这种博弈并非没有边界。恪守这些边界既有利于香港稳定，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对反对派信任的形成。
反对派应当清楚，中国社会对内部一些人“投靠洋人”是很反感的，也有着天然的警惕。在香港政改敏感时期，一些反对派人士直接向西方力量求援，这是对他们与当局及全国公众之间脆弱信任的打击。
香港3年后将举行第一次特首普选，因是头一遭，谁都不熟悉。反对派在争取最大限度影响这一进程的同时，应当表现出他们的建设性，而不能采取一国两制大环境无法接受的极端手段，恶化香港及中国社会对他们的看法。
挟洋自重是招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中，这是与外部势力侵犯中国主权的配合，反对派这样做的效果肯定会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
中国特别行政区里反对派的行事规则尚待形成，但现在就很清楚的是，他们第一不能充当针对香港法制的“造反派”，同时他们不能是“对外投降派”或者“引狼入室派”，如果他们一定要朝这些方向“试试看”，撞上墙将注定无疑。
香港迄今不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香港反对派也别抱那样的希望。我们想说，幸亏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香港真成中美博弈的焦点，那将是700万香港人的灾难。而届时损失最重的，肯定是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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