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一天，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关于“死”的问题。鉴于中国道德哲学过分发达而没有存在哲学的传统，我觉得子路这一问对于中国思想史十分重要。可惜的是，孔老夫子用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把子路给打发了。孔子的意思是，我连“生”的问题还没搞清楚，去考虑“死”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儒家既讲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孔子认为思考“死”的问题没有用，也就毫不奇怪。
“死”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它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的终局。若循西人的逻辑，其实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正是对“死”的纠缠不放汇成西方源远流长的存在哲学传统。
1980年代，思想史家李泽厚用“实用理性”来界定儒家的思想特点。陈寅恪上世纪初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一次演讲，指“唯求实用，不究虚理”是中国思想学术与西方大异其趣处。惟其“唯求实用，不究虚理”，故中国人“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如此一来，不特“哲学、美术”远不如西方，即科学亦较“泰西”（西方）远甚。“虚理”岂可不究？“虚理”又岂可忽乎哉？科学之发达正离不开“虚理”的支撑。
曹操的幼子曹冲13岁就死了，虽然早年夭折，在中国知名度却很高，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乃兄曹丕和曹植，泰半即由于曹冲“九岁称象”的奇能。以水的浮力去解决大象重量的难题，曹冲跟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本有一拼，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止于“称象”，阿基米德却没有止于辨别皇冠的真假，而是继续向前走，从而发现了具有普遍（宇宙）意义的“虚理”——浮力定律。
英国学者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在17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从而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所谓“17世纪之前中国科学技术领先西方”，有无可能竟是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的误会？17世纪前中国领先西方的也许只是一些“实用技术”，由于缺乏陈寅恪所说的“精深远大之思”，这些技术只停留在“实用技艺”的阶段，而没有上升到具有普遍（宇宙）意义的“虚理”的层次；说这些“技术”是科学，在宽泛的意义上自然未尝不可，但由于缺乏物理学、数学的“虚理”作为后援，其于严格的“科学”上的意义则要大打折扣。
就拿我们一直沾沾自喜的“四大发明”来说吧，无一例外都只是实用技术。有人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的科学技术进行比较，从而归入不同的模式，古代中国科技是经验实用型，古希腊则是数理逻辑型。
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巨人，写了几何学的经典文本《几何原本》。关于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个年轻人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得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吩咐仆人说：“给这个学生3个钱币，让他走， 他竟然想从几何学中得到好处。”近代以来，我们反对过“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过“为文学而文学”，反对过“为学术而学术”，反对过“为科学而科学”。殊不知，非功利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爱智慧”传统恰恰是西方人文、科技赖以发达的推手与土壤。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由于强调人世现实，过分偏重与实用结合，便相对地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使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辨的兴趣爱好。而没有抽象思辨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一点今天特别值得注意：必须用力量去克服这一民族性格在思维方式上的弱点和习惯。”可谓言者谆谆，可惜听者藐藐！
如今距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最初出版已过去28年，我们亲自见证了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如何弥漫。在本应职事追求真理的学术界，以论文和课题为核心的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更使得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有了坚实的“理由”。我所在之地是传说中的项羽故里，为了那点“课题资助”，大家一窝蜂地去搞项羽研究，最起码也得跟“霸王”攀上点关系——是啊，你搞微积分、鲁迅研究，和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