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一家电子厂涉嫌使用童工的行为被曝光。一时间，有关“童工”的问题又再度进入舆论场。面对童工使用问题，此次舆论所凸显出的声音有着极其鲜明的两种：其一是直接反对解救，认为这些童工在深圳拥有比在家乡更大的成功机会，所谓的解救只是暂时的，甚至更加伤害童工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其二则支持解救，同时对简单地遣散回家表示质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人中也缺乏具体的后续解救策略。
“童工”问题确实不是什么稀有现象，对于陷入用工荒多年的珠三角制造业工厂来说，每年劳务中介从偏远山区以各种名义带来相当规模的童工，一定程度上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而就童工而言，偏远的山村经济凋敝，家庭无法支持他们求学。所以，仅就利益而言，在童工父母-童工-中介-工厂主四者之间，童工现象的存在完全符合四方利益的共识，即父母有钱拿，童工有肉吃，中介有劳务费，工厂有效益。
但符合各方利益未必符合法律，更未必符合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强制未成年人接受教育，是有其直接目的，国家要确保所有的人都成为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人，以便促进国家与社会未来的发展、进步。就辍学打工的童工而言，如果他们不接受最底线的教育，那么将来就可能无法成为符合社会文明标准的“合格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最终会沦为社会既有规则的挑战者。
上述说法尽管非常赤裸，但却是现代国家强制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初衷所在。因此，尽管效率至上主义者认为，现阶段在深圳打工有利于这部分童工，甚至不排除有些人可能会凭借自己的努力流动到社会上层。但从总体上出发，他们成为非正常公民的概率会更大。因此，法律与公共政策会选择将他们遣返，并制裁劳务中介和用人企业。
但是，正如所有人所担心的，将童工遣散回家并非“解救”，将童工安心地带回课堂，包括让他们的父母安然接受，才是真正的解救。所以，带出工厂是第一步，带进课堂是第二步。当然，带出工厂只需要强力的暴力机关做后盾即可，而带进课堂却需要多个部门费心费力又费财作保障。
毋庸置疑，既然未成年人接受教育是一种国家强制行为，假如监护人在经济上无法完全支持孩子的学业，那么国家的作用就必须充分发挥。包括这一批41个童工，所有被发现的童工都应该享受国家一定程度的补助，假如当地县市没有能力解决，那么中央和省一级的机构就应该统筹解决。这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除此之外，童工问题的解决需要并且也能够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就此，所有外界因为童工问题而募集的款项，都应该作为专项帮扶基金，来确保这部分孩子接受基本的教育。从执行的角度来看，国家的作用可能是拨款和监督，相对粗糙，而N GO的介入可以更细致、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家庭情况各异的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社会的未来，而未来的美好必须仰仗时下成人对孩子们的悉心教育。100多年前，雨果说过：“谁开启一道学校之门，就减少了一座监狱。”面对今天的童工问题，雨果的话依旧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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