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异地高考应成为全民共识

　　谢谢天则所对我个人的关注和“保护”。近年来，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盛洪兄前不久组织了针对盘锦事件的申诉，我也参与了。我觉得，应该说不是我们知识分子“不务正业”，而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学以致用。我们天天在讲“自由”、“平等”，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秩序却恰好是自由平等的反面，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我们当然首先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但如果只是纸上谈兵，似乎有辱自己的社会使命。出于各自的专业和兴趣，各人关注有所不同，分工也相应不同，譬如盛洪兄一直在关注土地制度，其实我自己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秋风兄则关注河南平坟。这是一种好现象，能最大程度发挥各人的作用。

　　我近来关注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其实一开始我们的注意点是大学招生，当时没有非常关注随迁子女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从逻辑上联想到、推演出这个人群处于特别困难和特别尴尬的境地，因为实行了分省命题之后，必然有一群人会被迫回原籍高考，因而除了一般的招生地域歧视之外，还有一个高考歧视。今天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个杂志采访我，也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学招生体制本来已经非常不公正了，但是现在又加出一个考试。我们从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高考都被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再有钱有势，如果考分达不到，都是不行的。刚才讲的宰相的儿子考得不错，但假如他考不及格，他爸也是救不了他的。

　　但是原来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从2002年开始，以北京为首的这些省市开始实行分省命题，各省考自己的考试。我把这种方式理解为一种地域歧视的“障眼法”。你看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它经常以一种歧视再去弥补或者掩盖另一种歧视。比如说北京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北京房价之所以高，很大程度是北京享有很多的特权，大家都想去北京居住、工作。中央觉得够了，我不想你来，就限制你买房。本来城市特权就是基于歧视建立起来的，现在它以一种更加歧视的方式来维护这个特权。

　　异地高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么出来的，原来我们招生有分省指标，从五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以贯之。但是在统一考试时代，它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它会显得这些受保护的城市不太好看，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考生受歧视，所以京沪大学录取的考分特别高，北京在全国各地的考生当中考分最低的。当然，北京考生肯定也有考分很高的，但是因为录取那么多人，排名末位肯定是考分比较低的。他们和地方来的考生分数差好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这些地方为了掩盖考分上的差别，所以开始用分省命题。保护主义意识最强的上海从1987年开始就自主命题，北京、天津等省市则是从2002年开始推广。到现在形成半壁江山格局：一半的省市考自己的卷子，一半的省市考试“全国卷”。这样一弄，歧视表面上被掩盖住了。因为考试不一样，北京的考分比你高或低都不说明问题。原先开始试题难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会发现考分上的差距，北京的考分比山东的考分低。它说没事，我的试题比你难，当然考分比你低。后来考题逐渐变得更容易，北京考分反而比山东高，更变成了一本糊涂账。对于北京、上海这些高考特权城市，“烟幕弹”的效果达到了。教育部可能主要是为了不承担全国泄题的责任，将试题下方给各省。

　　另外，2001年的诉讼也可能触发了分省命题，但这只是猜测，因为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2001年，山东有三个考生诉教育部招生歧视。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命题，青岛考生的考分如果是在北京可以上一流大学，在山东却只能上三本甚至专科。这个诉讼有可能进一步促动了分省命题改革。我认为这个诉讼的主体找错了，不应该直接找教育部。教育部目前对于分省指标基本上是一个“橡皮图章”。它只管一个总量，大学招生规模不能超过多少。分省计划主要来自大学，所以你没考上北大应该诉北大，没考上清华去诉清华。诉教育部是主体错位，也不是那么明智，因为得罪了教育部，一方面提高了案件的敏感度和胜诉的难度，不利于诉讼本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长远的影响。我听说这几个考生后来的处境都很困难，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肯定没有考取他们想考的北京的大学，甚至可能受到了一些打击报复，以至于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原告。此类案件比较微妙，要找原告本来就很困难。你考之前并不知道你考得怎么样，中国家长尤其怕孩子出头露面，不会让他们站出来；青岛三考生是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以后再也找不到愿意诉讼的学生了。而当你起诉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没有被北大录取，肯定被其它大学录取，一般不会没有出路，所以争议的原因已不存在。山东这几个人我估计是考之后、录取之前诉的。

　　田飞龙：很多考生去了二本了。

　　张千帆：绝大多数都认命了。所以，一方面是考生维权本来就不积极，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原因促使教育部和地方搞分省命题。原来全国统考，异地高考根本不是问题，即便是你搞很不像话的分省指标，只不过录取的时候门槛不同，考试不是问题。

　　盛洪：只是用你本省的名额而已。

　　张千帆：可以让他们回去考，也不意味着有什么教育模式不同，因为考题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让他们在北京考，无非多设几个教室、考点，录取还是让他回去录取。现在高考歧视把问题加剧了，因为它在招生歧视上又加了考试歧视。当然，在目前分省命题下解决异地高考也会更彻底地解决招生歧视问题。如果这些人在当地高考，必须在当地录取，而不能让他回山东录取，因为没有谁有这个神通，可以让山东的考生在北京考了北京卷，再把考分折合回山东考卷的考分，所以他也就没法和山东考生一起排名，因为他们的考卷根本不一样。

　　田飞龙：如果在北京仍然用山东的卷子呢？

　　张千帆：这不解决问题，你这样就是帮他解决了一张车票，但他们并不是掏不起回家的车票，不能回去考，而是他们在北京接受的教育跟回山东考的试完全是两码事。你在美国读了中学，回到中国高考，你说行吗？当然，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搞一些乱七八糟的变通，比如说在福建省的一些地方搞地方班，譬如在福建搞一个山东班、山西班、湖南班，针对那些随迁人口比较多的省办班，用他们户籍地的教科书来给他们上学。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笨拙，很不可行的，而且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如果说你这个城市比较大，班不可能设得很多，他必然就只能设几个班集中学习，那么随迁子女来上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交通不便，甚至不得不寄宿上学。而且显然不可能针对全国每一个地方，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几个来自安徽的家庭，你能专门为他们设一个班吗？教师配备更是个问题，怎么保证把比较好的教师调过来教这样的班呢？

　　所有这些都是分省命题造成的，他们原来以为是给自己解套，没想到让他们上了这个更大的套。原来如果考试不是问题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维持原来的录取模式，本来是没有这么显然的冲突；恰恰是因为他们搞分省命题，随迁子女到这来考必须完全被融入，招生和考试这个问题上享受本地的同等公民待遇。这是一件坏事，也是好事，那些能够被纳入的考生他就不再受招生歧视了，通过这个考试也做成了招生平等，当然是范围很有限的平等。

　　关于异地高考的道理，我已经讲过多次，讲不出什么新的来，可以听听各位的。我觉得他们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什么辩护的。唯一的问题因为这个城市集中了那么多特权，和我们城乡二元体制一样，如果你放开了，可能会造成洪水式的涌入，会造成城市的各种资源紧张和社会问题。这封信就是反映这些忧虑，至少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忧虑和问题。我看说来说去，很多的所谓“理由”我觉得确实就是一种夸张，一种恐吓，或者说是自己吓自己。现在京籍家长提出的主要两类理由还值得考虑，一是尤其是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的计划生育做得不好，人口多，北京、上海计划生育做得比较好。这很可能是事实，他们人口少。所以，你现在对他们平等对待，完全开放，这对北京和上海这些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来说做得比较好的省市是不公正的。

　　不过我就问一点，即便是超生，能超生多少？农村能生两个孩子，但他生了三个四个，现在七八个也很少了，除了一些富豪。我听说山西一个干部有四个老婆，生了十个孩子，但一般的农民让他这么生也生不起，超生就罚得他吃不饱饭了。所以说至多他们只能超生一倍，但是现在对他们的招生歧视相对北京来说却是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公平吗？所以说即便要歧视，你也只能歧视一倍两倍的，不能歧视那么好几十倍的。

　　另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去对待超生子女。这当然是题外话，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以后要面临的一个很剧烈的矛盾，怎么去对待超生的这些孩子。有些家庭就是交罚款，罚款以后就没事了，上学这些都不受影响。但是那些交不起罚款的家庭，超生子女就纯粹成为“黑孩子”。他们那种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他们等于整个在户口上被除名了，或者说他根本不是公民，变成了美国黑奴的地位了，他的教育根本没落实。歧视这些超生的本身是不公正，也许你应该惩罚家长，错在他们家长，而不是这些超生的随迁子女。现在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机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一方面是对他们个人不公正，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后果。这个数量不确定的人群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社会当中受歧视、受压抑，他们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不是在培养罪犯吗？这会给我们的社会和谐、繁荣带来什么呢？所以，超生不能构成歧视的理由。

　　大多数激进的京籍家长表现出本能的歧视心态，反对外来人口占据本地的资源。我在琢磨这些人的心态，它确实和美国那些种族歧视者的心态是一样的。歧视者的心态都差不多，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优越的环境，用我的话来讲，他们把特权当习惯了，他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美国种族隔离实行了很长时间，跟他们的论点都差不多，本质上也是“素质论”，认为黑人素质低，不能和白人在一起。现在一些京籍家长还在说同样的话，认为外来的孩子素质差，会把本地的孩子带坏了。

　　盛洪：中国这些歧视的人，歧视的跟自己的肤色是一样的，这个更要不得，都不能容忍。

　　那种歧视比这种更加好操作。其实他们长期处在这种养尊处优的环境当中，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种权利，当别人来分享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反应都会出来。应该说，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京籍居民是比较温和理性的，他们一般不发声，但是这种歧视意识是一样根深蒂固的，因为这毕竟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切身利益。跳出来的是极少数非理性的网民，很可能也是社会底层的，能看出来写信人的文化程度不是太高的。这其实是一种悲哀，这些人在北京往往也是受歧视，反过来他会以主人的心态去歧视别人，歧视外来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京籍和非京籍家长有一种理性、良性的对话，对于解决这类问题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异地高考问题，包括大学招生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土地问题，包括平坟的题，一般来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人民自己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但是，尤其是在涉及平等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人民和人民之间也会产生矛盾。歧视政策在人群当中划线，有些人是受保护的，有些人是受歧视的。当你要取消歧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体现出来。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歧视，今后要在制度上取得改革和进步，公民的理性对话应该说是一个基本前提。其实我觉得异地高考本身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一种场合，公民和公民之间应该能够在一起通过辩论，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很不幸，在我们这种言论自由经常受限的环境下，公民往往没有这种机会。这个事情早在十八大之前就出来了，当时我们也有一些活动，希望京籍和非京籍家长都能够参加，但是政府非常害怕，我估计他们主要是害怕这些京籍家长，因为他们体现得比较激进，比较极端。非京籍的家长我目前还没有碰到比较激进的。如果没有当面辩论的机会，在网络这种环境下，大家都不照面，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底线承诺，最后各种激进言论混淆视听。

　　我在北大做了一次讲座，当时我发现在讲座现场应该有京籍的家长参加，但是他们没有发言，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激进的倾向，能看出来他们在讲座的时候体现出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在面对面的场合下，大家就会有所收敛，会比较理性。所以说这样的场合对于理性对话是十分必要的，很遗憾的是这种正面的直接对话还没有发生。

　　其实他们现在没有必要那么激动的，因为教育部都说了，给你增加名额，保证本地录取比例不变。譬如要增加10%的随迁子女高考，就给你增加10%的名额。至少明后年可以维持这种格局。但是他们就急国家所急，考虑异地高考长远后果。不过我们要搞公平录取的话，所有的这保护就被撤了，你要跟全国其他考生一起竞争。北京才十万考生不到，在将近一千万考生中间才占1-2%，但是目前为他们保留的录取名额有多少？放开之后，京沪考生将面临和全国95%的考生一起竞争。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难度更大，解决随迁子女问题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可能会引发一些长远的后果，主要是高考移民，加剧当地的资源承载压力，需要我们更长远利用我们的统一高考、公平录取。

　　北大、清华等需要自主招生的大学可以在统考基础上再搞自主招生考试，但不管你是考哪一种考试，这个考试本身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否则你的标准不统一，你就没法公平衡量。天则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会把这个事想得比较理想化，觉得统考就可以各个学校放开，变成“分校命题”，但是这种做法成本很大。我们还要适应中国现实，我觉得全国统考加自主招生考试这个体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自主招生考试阶段，报考人数大量减少，北大、清华都可以自己胜任。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做到公平，同时成本又可以控制。

　　我觉得解决异地高考最简单的就是全国统考，回到2002年，之前根本没有异地高考的问题。

　　我要强调的是，异地高考是往公平方向迈进，而不是倒退。只是让更多人能利用北京、上海的教育资源，这远不是我们要实现的完美目标，但毕竟是往这个目标迈近了一步。其实非京籍的家长也在呼吁公平录取，并不只是想利用北京、上海上大学的机会，他们也在为长远的目标在呼吁，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顾及到自己孩子的需要，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异地高考。这也是很好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的维权模式必然是渐进的。从我们过去两三年的经验，我们一直在做大学招生歧视课题，发现全国90%以上的考生都是受歧视的，好几百万之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从青岛2001年诉教育部之后，再没有人起来。非京籍家长必然首先是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就成了推动这个制度进步的主要动力，现在问题是这些受到歧视的多数没有站出来。目前我们只能是依靠非京籍家长的力量一步步推进。

　　最后，怎么样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更大的群体，全国多数受歧视的人必须站起来。现在他们保持沉默，光靠学者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