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李庄控告书给中国司法史留下什么？

　　近日，为“重庆打黑”的案件当事人龚刚模做诉讼代理人、反被龚检举而获刑的北京律师李庄，由其代理律师王誓华向最高检寄出了控告书，一同寄出的还有相关音频、视频共7套。龚刚模称，“所谓李庄作伪证，都是专案组逼我举报。他们让我按照他们编好的文字稿背下来，开庭时装头痛、不回答问题、故意说方言、不讲普通话，也都是专案组警察教的。”最高检方面表示将按照程序办理。

　　站在控告人的角度，案子能不能翻过来，当然是其争取的最高目标。作为社会公众，除了希望还原当初重庆的专案组到底是如何办案的，还希望看到最高检的“按程序办理”到底会办到哪一步。作为轰动一时的热点案件，这样的调查，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应该按照处理公共事件的处理要求，对社会予以公开。

　　如果经过调查，当初李庄案专案组确实存在违法事实，那么如何挽回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又必然会是公众关心的另一悬念。是就事论事、只涉及控告所涉内容，给控告人一个表面的“交代”？还是追溯到因违法办案而导致的错判，重新启动被错判案的再审？这才是控告的真正看点所在。

　　对于李庄案的能否再审，李庄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再审对我个人没有太大意义，但对法治，对律师制度，对民众的法制启蒙和法制观念的导向，有重大作用。所以这不是李庄个人的事情，这是整个民意的测试，是法制观念的碰撞。”不难理解，就算李庄案是个错案，可李庄已服刑期满，重审还能给他带来什么呢？李庄的控告书，直接诉求是为自己维权。而对于社会来说，围绕此案而探寻的深层次“为什么”，即李庄的控告书给中国司法史留下的什么思考，才是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