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

　　“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之说，是真正找到了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广东的许多问题，在全国都具有前瞻性，但愿法治增进公民幸福感在广东成为现实，如此，必将如广东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那样，足资全国借鉴。

　　幸福是什么？幸福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但同时，它又是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俗问题和小问题，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唱道：“他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他在辛勤的工作中，他在艰苦的劳动里。”词作者用诗化的语言来诠释“劳动最幸福”这类官方意识形态，当然有一些道理。但诗歌是重想象而轻逻辑的，假若有人追问一句：一个人辛勤的劳动，雇主却只给他微薄的薪水，甚至年终连这份薪水也不能足额得到；他到劳动仲裁部门或法院寻求救济，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可能讨不到公道，不得已以声言跳楼希望引起关注却被人斥之为“跳楼秀”……这个人还会觉得幸福么？那么，一个人有钱就是有幸福感的吗？也未必。

　　这不是假设，而是今天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现实。央视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栏目主办的“CCTV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的主办方透露，在八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达到11.1%。在2009年幸福感调查中，经济欠发达的西藏排在第一。

　　或许有人会质疑央视该项目组调查取样方法是否科学、调查结果是否公允，但西藏居民的幸福感居前并不值得惊讶。内地一些游客去西藏等地旅游，会有这样一种观感：一些生活水平看起来远不如内地发达都市居民的藏族同胞，笑得是那样的灿烂，生活的态度是那样的闲适，看起来比为名利奔忙的大都市居民幸福得多。而幸福感最强的不丹——这个紧邻中国西藏的小国，经济也并不发达。因此可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或者一个人群的幸福指数，是由经济的、社会环境的乃至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而在当下中国，法治状况如何，我以为是诸多因素中最应值得执政者重视的核心指标。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小组讨论时说：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升，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治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必然要超过“饥者易为食”的低层次水平。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些当政者理解不了公众“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情有可原，那么到今天，就应该理解公众的需求决不仅仅满足于 “吃肉”，而是要获得安全感，要感觉到活着的尊严。要使大多数人这些更高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必须实现真正的法治化。

　　如果整个社会的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遏止，它必然会时不时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公民的合法权益。当一个公民的私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他的房屋可能一夜间被城管强拆时；当一个勤劳而聪明的企业主合法经营还不如去巴结官员更容易致富时；当公开批评地方政府官员的公民很可能被跨省追捕时,有多少人会有安全感呢？法律不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时，又有多少人能有一种尊严感？如此，即便衣食无忧甚至是身价不菲，又能有什么幸福感呢？去年年底的一则新闻报道显示，五成以上的党政干部、公司白领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 “弱势群体”。这种“弱势”感显然不是主要由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决定的，而是安全感的缺失和受尊重感的不足决定的。假若由权力说了算而不是由法律说了算，处在权力链条中的人可以对其下属不讲理，反过来他的上司可以随意对他不讲理。要靠丧失尊严获得利益的人，即使利益到手也难说他得到了幸福——这世上喜欢跪着讨饭吃的人毕竟是少数。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三十多年来，在广东这块土地上中国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由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急剧转型以及一些制度层面改革的滞后，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穷人心存愤懑，富人患得患失，并非个别现象。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法治几乎是必选项和首选项，否则，通过某些公权力更加强势而漠视个人权利的运动式手段，得到的“幸福感”只可能是虚幻的麻醉剂。“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之说，是真正找到了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广东的许多问题，在全国都具有前瞻性，但愿法治增进公民幸福感在广东成为现实，如此，必将如广东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那样，足资全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