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辅导农民工子女到底妨碍了谁？

　　去年8月以来，云南财经大学英语专业的严端素和20多名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然而半个月前，严端素却突然收到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的处罚决定书。五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明确规定，必须取得当地行政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拿到行政教育许可证才能开展办学。（12月24日 《人民日报》）

　　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确让人感到既愤怒又气馁。这是否会让我们想起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平安夜里，望着橱窗里的火鸡、烛火，自己却要瑟缩在角落里划亮一根火柴取暖呢？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子弟，本身就面临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够、经济困难享受不起昂贵的课外辅导等现状，如今，连志愿者对其进行辅导都要受到处罚，这是何其悲凉？

　　作为主管机构的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认识到自己在对待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淡漠态度，相反把处罚通知发给了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如果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像这群志愿者一样认真负责，发动学校、教师对农民工自己进行必要而无偿的课外辅导，这些志愿者又何须风里来、雨里去，承担者本应由教育部门承担的责任。

　　这种做法的恶果一是伤害了热心人士的善举，另一方面也是在人为地制造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让深处底层者始终看不到希望。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在冰冷的制度之下，难道这些出身农民工家庭的孩子注定就要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长大成人之后继续蜗居在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的弱者吗？也许他们中间藏龙卧虎，智力超群，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会成为下一个杨振宁、李政道，但是连接受辅导、教育的机会都不给，这些孩子不仅不会成才，相反某些人因为生存技能低下，很可能日后会沦为整个社会的负担。

　　也许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感到冤枉，因为对于民间辅导、办学国家有明确的限制条件，他们也只是巡章办事。从这纸处罚通知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尴尬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教育部门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撑庞大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另一方面，严苛的民间结社成立组织的条件与严格的私人筹资办学的审批手续阻隔了民间办学、助学力量的兴起。

　　这种情况下，就让很多人有劲用不上，有力出不上。这也就让许多像严端素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出身的人才，虽深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难处，想热心为农民工子弟办点实事却仿徨无门。

　　20世纪初，许多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民间士绅为提高国民素质不惜出钱出力、躬亲培育人才，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质量优良的大学、高中，同时，也为整个国家培育了大量人才，让许多因为贫困而无钱接受教育的寒门学子得到救助，因为拥有知识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晏阳初先生曾经说过：“知识是生存竞争必不可少的东西，无论个人，无论国家，其优胜者，必定是知识超越的；其劣败者，必定是知识低下的。”诚哉斯言！我们不能以冰冷的制度规定作为借口，阻断贫寒人士接受受教育的机会，相反，还要创造条件，广开途径，为他们开辟接受教育的途径，这不仅关系他们个人的命运，更是关系全民族的素质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