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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高华
2010年03月31日17:46

前言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佚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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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有朋友在谈论当代新诗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再更广义的范围,今天五六十岁的许多人,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翻读北岛赠我的自选诗集《守夜》(1972-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头看,还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革命的最后的阶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来源于那个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改组、大动荡之后,还有许多“空隙”,也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劫后未毁的“黄皮书”、“灰皮书”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毁的书籍、音乐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风机。被打散的新、老“贵族”的孩子们(大院子弟、知识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后,又重新聚拢,因而有地下读书沙龙,有郭路生(食指)的诗篇《我相信未来》,就是在分布全国的北京下乡的知青中,也有许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军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与人是隔绝的,南京的“老贵族”——国民党遗老遗少,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国建筑和夏日遮阳的林阴道;大院子弟都去当兵了,至于知识名流,本来人数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断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气儿,他们的子弟就更谈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是不会产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

  

责任编辑:李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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