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

　　这个周末，美国第三季度GDP正增长成为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不过，GDP作为经济回暖数据标尺的可信度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GDP最初是为了衡量市场经济活动，不是衡量社会福利。但现在GDP被认为测量的是后者，这是错误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参加“政策对话倡议（IPD）暨2009年‘中国专项行动计划’论坛”期间接受CBN采访时表示，“实际上，它连市场经济活动也测量不好。”

　　GDP：“经济卫星云图”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还创造了宏观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周期”概念）应美国商务部要求，负责编制一种能反映经济全景的指标。后来，这一指标沿用至今，成为人们熟知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属于同一统计体系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逐渐成为经济主要指标。

　　半个多世纪以来，GDP曾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很多人认为，GDP的计算方法清晰明了，计算结果客观可靠，其统一的标准也有利于各经济体横向比较。GDP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经济卫星云图”，意思是GDP不仅可以用来分析现状，还能用于“经济天气预报”。

　　与此同时，GDP的对手指标也在逐步被放弃。不过，长期以来，经济界一直存在批评GDP指标的声音。也有国家在实践中不使用GDP指标或仅将其作为参考指标。

　　危机凸显GDP之“罪”

　　真正将GDP推向“被告席”是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斯蒂格利茨在接受CBN采访时说，这场危机显示，美国的GDP数据完全没有反映真实状况。在他看来，单看美国GDP指标，2008年GDP比2000年有明显增长，但这并非可持续、公平的增长方式。“美国在危机前的数据被不真实的银行行为和资产泡沫扭曲了。”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的境况已经比2000年差了。“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衰退的10年。但GDP却显示境况改善了。”

　　相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据报道，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调查法国家庭2001年～2006年的支出状况，结果发现，由于房屋价格和住房成本大幅增加，法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在5年内减少了近一半。这段时间内，虽然GDP数字显示法国的整体财富增加了，但法国家庭却感觉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

　　斯蒂格利茨用“充满穷人的富裕”这个词来形容这种GDP指标与真实社会福利的脱节。

　　斯蒂格利茨说，GDP最大的一宗“罪”是没有考虑社会和人的发展。“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GDP没有考虑财富分配，也没有道德价值观。”

　　他认为，GDP的另一宗“罪”是，只计算公共部门的投入而不考虑产出，只计算规模而不考虑效益。他说，相对于GDP总量，美国的医疗投入比法国大，但美国的医疗效益却比法国低。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无关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投资去了哪里？消费是否可持续？GDP都没有测量。”他认为，这是经济数据没有预测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他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GDP看起来很好，当时的总统梅内姆被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典型到处演讲。但随后阿根廷就有了经济危机。因为，其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负债和错误价格基础上的。

　　在斯蒂格利茨举的例子中，最荒谬的一条是“监狱经济”。他说，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出10倍以上。与监狱有关的花销被计入美国的GDP；但是，从社会福利的标准衡量，（监狱人口多）显然是生活质量变差了。

　　实际上，库兹涅茨早就预言了他自己创设的这种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曾对国会作证说，（这种指标）既排除了做家务等无法计价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又不能计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损耗，因此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这个指标来表现。

　　对于最近美国GDP数据好转，斯蒂格利茨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的原因是政府鼓励买车，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短期行为；随着这项政策刺激作用减弱，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将重新趋缓，明年可能会继续减缓，将会出现“第二次下跌”。

　　寻找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因为不满于GDP概念的缺陷，去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24位经济学家、科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致力于制定一种能够更加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斯蒂格利茨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担任主要顾问。

　　“通常使用的衡量标准——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味着一种取舍：人们只能通过牺牲增长来改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斯蒂格利茨为英国《金融时报》的撰文中，这样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初步研究成果。

　　在回答CBN记者“如何改善国民收入评价系统”的提问时，斯蒂格利茨表示，将收入平均值与中值对比（以衡量“穷人”的相对数量）、人均储蓄或负债数量、公司资本的增值还是贬值、失业率、医疗、教育等指标都非常重要。

　　阿玛蒂亚·森认为，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取代GDP的指标。他建议以多项经济指标为综合衡量标准。在这个综合数据库中，GDP仍是关键指标，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也将加入其中。

　　实际上，联合国早已试图用指标方式评估各国的生活质量，并编制出基于死亡率、文盲率等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阿玛蒂亚·森也参与“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不过，这一指数目前还远没有成为GDP的替代品。

　　长期以来，GDP已经成为各国倚重的宏观经济指标。不过，目前这种情况也有扭转的迹象。

　　斯蒂格利茨此前一天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演讲时认为，中国在评价成功时，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其他指标，包括考察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绿色净国民产出；社会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有关社会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以及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等。在诸多关于如何改进GDP的意见中，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了就业指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