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从选举权之争到地权改革

    论基层自治与选举工作的行进速度，广东要是排第二，恐怕没有哪个省份敢说自己是老大。可即便如此，在先行者的治下，还是诞生了不和谐的一幕：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凰岗社区经济联社选举前夕，一些居民的户口簿居然被当地的干部和治安人员收走了——按其规定，投票者必须持户口簿，委托投票亦然。拿走了户口簿，就等于剥夺或强行代理了那些选民的投票权。这比在大半个中国农村暗流汹涌的贿选还让人触目惊心。

　　要探查这400多户口本之争的幕后真义，必须明确一点：这不是居委会选举，它早在前一年举行过了；而是经济联社——按旧的说法，类似于合作社，新的说法，即公司——选举。这么说可能让大多数读者犯糊涂。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两种选举组织呢？但这是在神奇的中国，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说居委会选举相当于国家选总统，那么经济联社选举则是公司选董事长。在中国乡村，民众既是公民（政治身份），亦是公司的股东（经济身份），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每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子公司，国家则是高高在上的总公司。这样一来，二合一的村委会选举，既是选村官，亦是选公司领导。村委会的双重身份无疑加大了滋生腐败的机率。

　　只是在凰岗社区，政治常态被打破，二合一变成了一分为二，居委会归居委会，经济联社归经济联社。它们之间的权力分割，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谁拥有经济实力，谁就能占据上风。所以经济联社的选举为各个派系势在必得，乃至“实权派”不惜出此下策，通过收缴选民的户口簿来控制选票的流量。对此，大多数选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在经济联社有股份，有工作，不老老实实上缴，便面临衣食之虞。而最后挺身出来聚集在白云区政府门口讨说法的选民，倒也未必具备健全的选举意识——否则为什么不当场拒交户口簿呢——颇有可能受教于“无权派”的鼓动。健康的选举空间并不排斥这样的蛊惑和博弈，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选举空间一直是病毒肆虐的高危地带，这种博弈难免被别有用心者安插舞弊或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社会矛盾”的罪名。

　　毋庸置疑，强行收取选民的户口簿以操控选举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更大的弊病正在其背后，第一，谁规定了基层选举投票必须持户口簿？——当然，不以户口簿作选举资格，恶意操纵选举者还可以找到其它的限令。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公正的选举必须以打破各式各样的门槛为前提。第二，依赖同一套选举程序而产生的经济联社与居（村）委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以二合一为制度常态的农村组织而言，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经营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论好坏，它代表了一种探索的出路。尤其在土地改革踯躅了这么多年以后，政府推出充满复古气息的新决策：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展开。如此，经济联社（在重庆试点地区叫“股田制公司”）必将成为散落于中国农村广博大地的流行组织。这则为农村自治与选举提出了新问题：也许，村委会的经济色彩有所弱化，但经济联社应该以什么样的程序生产和运行，它如何摆正与村委会的关系？

　　广东凰岗的这一幕选举闹剧仅仅呈现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仍可归因于制度的僵化。窃以为，在村委会与经济联社、股田制公司之间，无论合龙，还是分离，皆是一条不归路。它们本不该发生逻辑关系。农村可以有村委会，这是基于村民自治的原则；农村可以有合作社和乡镇企业，这是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结社的原则，而不是那个制度的瓶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想象，如果农村土地实行的不是集体所有，而是个体私有，经济联社的权力兴衰对村民还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为今之计，仍在于尽力保障农村选举工作的公正与公开，敢于制裁那支伸向户口簿的黑手。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制度上的改进，尽快冲破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瓶颈。凰岗经济联社的选举风波，使我更加不看好正在重庆实验的农村地权的“股田制公司”改革。